陆文江：“精神病指标”折射管理者无知

　　据报道，在河南郑州，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这一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被扣分和督导，这让不少基层医务人员感到压力山大。摊派“精神病指标”，更让公众感到错愕。

　　本来，关爱精神病患者，为了医治和防止引发社会问题，预先掌握相关信息，以更好地管理和服务，其初衷不乏善意。但在实施过程中，却由于“指标考核”这一错误做法，把好经念歪了、好事办坏了，个中症结，值得深思。

　　首先，“一刀切”的量化指标，严重脱离社会现实。重性精神病患者，绝不可能按照人口2‰平均分布，具体数字是多少，得通过扎实调查、科学诊断、客观统计来确定，而不能拍脑袋、想当然。凭一纸文件说多少就多少，到处都是一个标准衡量，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更重要的是，硬性指标产生的考核压力，传导到医务人员身上，带来种种执行问题，侵害了患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在郑州，按照2‰的标准，许多社区根本完不成筛查任务。为了凑人数过关，一些医务人员不惜将没病的查成有病，将轻度的说成是重度的。为了完成“精神病指标”，竟然硬生生逼出了“被精神病”的悖谬结果，这必然给公民权益带来伤害。

　　根据新的《精神卫生法》，患者自愿、患者权利至上等原则体现于各个条款，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郑州的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方式，摊派“精神病指标”，调动人力资源强行干预患者生活，不仅没有依法办事，更是与法律精神和规定背道而驰。

　　按文件不按法律，权力盖过了权利，说明在一些管理者意识深处，法治观念依然匮乏，管制思维依然顽固。不清除这些观念障碍，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就会陷入“要数不要人”的歧途。

　　取消“精神病指标”固然容易，但如何转变管理思路，创新管理方式，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为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显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破解。从更大层面看，全国各地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治疗纳入基层疾控体系，需要有效对接和充分融入，为患者编织充满尊重、理解、关爱的权益网络。这不只是郑州一地的乱象，也不仅仅是卫生系统面临的难题，而是一个牵涉面甚广的社会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