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交通拥堵费是让政府从错误中受益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提到的拥堵费引起广泛热议。

　　从这次关于拥堵费的舆论背后，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亢奋的收费冲动。一些地方在公共管理上已经养成了懒政习惯，遇到问题一拍脑袋首先想到的就是收费，对收费形成了强烈的依赖。而且总喜欢拣软柿子捏，拿没权没势的人欺负，不敢向垄断寡头们收费，不敢向大企业大集团开刀，最喜欢从没啥话语权的车主身上拔毛。

　　所以，每次治堵治污，最终的成本都落到了车主身上，一辆车上已经叠加了无数重复的、不正当的税费，因为这个软柿子最好捏！

　　交通拥堵费，实际上是让车主为政府的错误埋单，让政府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一个基本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犯错者必须付出代价，如果一个人犯错了不仅不受到惩罚，还会因错受益，这等于是鼓励人犯更多的错。一般情况下，犯错者都会受到惩罚，可由于政府掌握着决策权和惩罚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很多时候政府拥有“犯错了却让别人埋单”、“不仅不受罚还受益”的特权，比如这个交通拥堵费，就是典型的“从错误中获益”：先把城市弄堵了，然后再收费。

　　跟不少地方官员打过交道，他们对本地的拥堵都不当回事，甚至引以为豪，真有“堵车是城市繁荣的象征”之想法。据说要想成为国际大都市，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房价要足够的高，一是城市要拥堵。房价不高，城市不堵，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于是，一些官员为官一任后，常引以为豪的政绩是：房价终于被我搞起来了，面上特有光。城市终于堵起来了，这是多大的政绩啊。大拆大建，乱规划乱建设，没有长远眼光，只有短期政绩；只看GDP，不看幸福感，城市怎么可能不堵！

　　城市在大拆大建摊大饼的过程中，GDP上来了，官员收获了政绩。大工程大项目的上马过程中，一些官员腰包也鼓起来了。只顾建设不顾城市承载力，只看短期政绩不顾长远发展，加上吝啬于公共交通的投资，加剧了城市拥堵。好了，城市堵起来了，然后开始收拥堵费。把城市弄堵的犯错过程中，政府和一些官员受益了，治堵的纠错过程，收费，又是让政府受益。政府两头受益，而车主两头受损：堵，受害的是车主，治堵，拔的还是车主的毛。交通拥堵费不一定治得了堵，政府却有了一个新的收费项目。

　　城市越来越堵，公众没有见过一次官员因拥堵而丢官，车主却一次次地被拔毛。治堵的政策不断地出台，限号限牌，提高停车费，治堵效果不知几何，对治堵者缺乏约束，似乎可以无限制地试错，无限制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广大车主。

　　城市拥堵有多方的责任，政府、企业和车主都有责任，可如今车主承担着无限的责任，所有的治堵政策都在打车主的主意，作为重要的责任方政府部门不仅没有担应有之责，甚至想从治堵中获益，这怎么治得了堵？要治堵，一方面需要对政府治堵进行考核，不能无限制地错了再试；另一方面需要对治堵的权力进行限制，防范地方借治堵敛财。不能出现这样的逆向激励：城市越堵车，反而对政府越有益，因为可以冠冕堂皇收更多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