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眼部缠着纱布的稚嫩面孔，一句“天为什么一直是黑的？怎么就亮不起来呢？”，山西临汾汾西县的伤害儿童案成为最近一段时间最虐心的新闻事件。这个叫斌斌的6岁男童，在8月24日让人骗至野外后，被残忍地挖去双眼。目前的消息是，这起“挖眼案”已于9月3日告破，犯罪嫌疑人为已经跳井自杀的受害男童郭某的伯母张会英。在目前公布的调查结果中，临汾警方提供的关键证据是：在犯罪嫌疑人张会英的衣服上，多处检验出受害男童郭某的血迹，同时从这件衣服上，检验出张会英的DNA。
来自亲情间的施虐让“挖眼案”更添一重悲情。光明网以“被撕裂的亲情”为题的图片报道不惮以评论的口吻表示，“家人之间暴力犯罪的原因众多，或为经济，或为感情问题，但不管原因如何，类似家人施暴的事件频出，则折射出这个社会亲情观的淡漠与中国传统伦理观的衰落。”应该说，一家人相处，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些许的金钱纠葛、胸中的愤懑怨气，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何以能让人残忍伤害近亲之人？归根到底还是道德底线的极端沦丧。《重庆时报》评论员时言平也愿意接受警方的结论，“尽管难以接受罪恶衍生的人伦悲剧，但还是应该相信警方侦破的结果是客观公正的。”但他更愿意将此事件视为“破碎乡土上的幽暗人性”，他表示，小斌斌这起人伦悲剧的背后，是一个不被看见的迷失的乡土中国。没有了秩序和文明，平静的美丽乡村不过是映照人性之恶滋长的突兀背景。为什么会因为老人赡养问题而徒生恶念，并猝不及防对孩子造成伤害呢？人性缺乏文明土壤的滋养，就很可能失去缓冲的地带，就很容易在瞬间被瓦解。这倒与前些年甚嚣尘上的“故乡沦陷”观点不谋而合。
但仍旧有人对警方的结论持疑。“‘山西伤童案’告破，真相大白了吗？”，这正是李晓亮评论的标题。他在《华西都市报》写道，张已于8月30日跳井自尽。“血衣”DNA检测，证实张与此案的关系。但是，死无对证也成目前最大遗憾。因此疑问多多：当时斌斌为何没有认出伯母；作案动机是什么；伯母的姐姐姐夫是否涉案；事发时伯母在哪；家属是否涉嫌隐瞒；为何10天后才公布案情……周稀银也在《京华时报》上指出，张会英难逃畏罪自杀嫌疑，但在“死无对证”面前，有理由要求警方的案件告破能够经受得住事实和时间的考验。
对于临汾警方来说，要让更多关注此事的媒体完全接受“伯母挖眼”的结论，的确还需要回答不少的疑问。衣服血迹是参与救治留下？张会英案发当日在干什么？两家因赡养老人产生矛盾？男童为何之前未指认伯母？这些质问以小标题的形式，贯穿于《新京报》的报道。《新闻晨报》除此之外，更追问警方“为何10天后才公布案情”。
众多的疑问待解，众多的媒体记者依然守在临汾等待警方的证据。尽管如此，评论人王石川忍不住要提醒大家“别让怀疑解构一切”。他在“新浪专栏”里写道，“斌斌被伤案事发后举国关注，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专家组赴案发地指导案侦工作，山西警方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在这种背景中，仍认为警方造假，不是天真就是无知。”他同时也认为，公众疑问难消，还与一些媒体有意无意误导有关。由于信息不对称，众多网友并没有随警方一道亲临破案现场，也没有从警方那里获知更多的证据，疑问就难以消解。
与“别让怀疑解构一切”的 提 醒 一样，高路在《钱江晚报》上奉劝读者在对待极端个案时，“别把责任都推给社会”。个人犯罪，却拉社会垫背，让整个社会为之背书，这种做法很恶毒，她或他其实是把社会当成了共犯，一起摆到了审判台上。但是这个论调显然无法说服“警惕伤童案频发背后的社会失序”一文的作者易艳刚，他在《新华每日电讯》上写到，如果陌生的路人可能在下一秒变为施暴者，如果连朝夕相处的亲人也能因不足挂齿的纠纷而举起屠刀，我们的安全感以及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恐怕将无处安放。
公众有权利持疑，警方则无理由回避。你尽可以虚晃一场，我也可以竖起一个靶子。大概这才是舆论场正当的生态。事实上，在此起山西伤害儿童案所构成的舆论场中，新闻伦理是一个早已被提及的命题。“有人认为该事件报道将会引起社会恐慌，在事件未侦破之前不适合报道。也有人认为报道出来可以预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那么媒体是否应该有选择性地报道？”在8月30日的《南方日报》上，中国政法大学的宋建武表示，媒体不应过度渲染、串连类似案件，铺张炒作。北京大学夏学銮则认为，“作为社会公器，媒体应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客观真实地进行报道，正确引导舆论。我相信相关部门若能及时披露信息，媒体也能对事件合理的跟进，网络谣言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的确不应给“网络谣言”以生存空间，所以仍有请临汾警方及时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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