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疑问多是收费后才能得到验证的问题，当下无法回答，所以特别需要有一种程序，保证沟通的连续性与有效性，帮助大家建立起信心，否则，即使有共同利益，大家也会视而不见。
昨日，《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年)重点任务分解措施》正式公布，市交通委和市环保局牵头规划低排放区,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引起市民普遍关注，有网友抱怨“用经济手段管理社会已成借口”，更有人怀疑“收费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不是为了治堵”……
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有不同声音、不同观点是正常现象，即使有些负面情绪，说话过头，亦在所难免，但不能因此走入两个误区中：一是忽视大家的呼声，放任矛盾激化；二是为了当老好人，干脆无所作为，得过且过。
北京交通拥堵的状况，确实已到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北京中心城区路网最大规划仅能容纳670万辆机动车，如不考虑限行，仅可容纳550万辆，而按目前的发展速度，预计到2015年，将远远超过路网最大容量，如不立即采取措施，路网平均速度将低于每小时15公里，拥堵指数将达9.5，这意味着比畅通时多耗时一倍以上！
“收费治堵”并非新鲜事物，国外许多严重拥堵的城市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既然实践证明这确实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要拒绝它呢？
但，任何一种好办法，都不能脱离其具体的制度环境，忽视了这一点，难免走入“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困境。现实是，在政策实施的整个链条中，还有许多环节不够透明，这影响了公众的信心。
收钱很容易，可如何去花这笔钱呢？它将作为治堵的经费，还是被挪作他用？如何保证这些钱的运作过程能被充分监督？怎么确保收费的合理性，不多收也不少收？
应该说，这些疑问多是收费后才能得到验证的问题，当下无法回答，所以特别需要有一种程序，保证沟通的连续性与有效性，帮助大家建立起信心，否则，即使有共同利益，大家也会视而不见，宁可守住暂时的个体利益，听任最坏的情况发生，而这样“做对也挨骂，做错也挨骂”的局面，实在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王安石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变革的勇气值得学习，但现代人理应更进一步，不仅要做到从善如流、坚决改革，还要善于协调，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把不同意见的各方充分团结起来，将怨气化解于无形。如何掌握好这个平衡，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本报评论员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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