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昌市副市长蒋贤智（女）前几日在处理女童遭伤害案件过程中，对女童家长说过“自家孩子被性侵不向政府要钱”，此话公之于众后引发汹涌骂潮。大概由于话题同时涉性侵、亲情人伦和政府责任这三者的缘故，中国网民这一轮的网络声讨，其间“人身攻击”之话语多多，“破口大骂”的特点突出。蒋副市长在网上，可谓饱受蹂躏。
8月11日，蒋某向大江网记者回应此事，称自己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有前因后果和特定情境。她在承认个人言论并不严谨的同时，称自己绝不会袖手旁观、推卸责任，并且将依法依规推进问题解决。蒋贤智表示，之所以有类似表述，是希望保护孩子隐私，不想让孩子们受到二次伤害。
不回应，不智亦不利，做出回应是好事，先应该肯定这一点。蒋某认可报道“基本属实”，承认前话“并不严谨”，这也是好姿态。通盘细看蒋副市长的说辞，循法合情，头头是道，直教人从这番话语中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应该说她组织的回应话语，逐字斟酌，心机缜密，比让她暴得大名的前一番名言，水平高出了许多。
她这番高水平的辩解，无法化解公众的怨愤和“误解”。因为，公众并没于此做出误判，这里本来不存在“误解”。
引用蒋副市长所说的“有前因后果和特定情境”——问题就在这里。蒋副市长回避了一个大前提，即真实的“前因后果和特定情境”。这就在回应话语中显出了不真诚的一面，这就不可能被公众认可。
特定情境或话语背景如何？8月2日，7名受害学生的家属带着受害的孩子，来到瑞昌市政府，要求政府赔偿每名受害学生精神抚慰金。而在此时，官员强调保护孩子隐私，蒋副市长说出了“自家孩子被性侵不向政府要钱”。
苦主不请自来齐聚衙门，这叫“闹访”，叫“群体事件”，无论被害方多么痛苦、多么冤屈，官家都不同情、支持这样的举动。在考虑和保护孩子隐私这方面，官员不会比孩子家长更上心，和海南开房侵幼案一样，官员所说“保护隐私”的理由是借口，致力于“维稳”才是真相。
蒋某说出的“惊天之语”，用意和作用再明显不过，她是在做“思想工作”，她对家长指出“你们找政府这事本身就不对”；（按我本人的觉悟或标准）你们都不该从政府拿到一分钱。特定情境中，蒋副市长并没“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她没丧失应有的政府官员立场，她千言万语的主旨只有一个：无论如何，你们都不能闹政府。
家长带被性侵的孩子去见官员，在中国特色国情中其实容易理解。第一，当事人同行，我们有人证，绝不是冒名顶替和无理取闹；第二，实际上对大人有些保护作用，我们绝对弱小，不会出现“偏激极端”言行，你们能把孩子怎么着？第三，“以情动人”，即把官员当人看，认为官员也有人性——看看可怜的孩子，请为她们做主吧！
如果真从一个母亲的立场出发，再假如蒋副市长不是官员，家境和那些家庭相似，她的见识、诉求也会和那些个家长差不多。其“素质表现”可能好一点，比如口齿伶俐、词语尖锐，可能会把对面的官员驳的哑口无言。
蒋副市长的为难以及狼狈境遇，或与瑞昌市政府给出的“维稳费用”额度偏低有关。那个性侵孩子的62岁的教师，月工资只有800元，法院判决他赔多少钱都只是“法律的名义”罢了，实际执行起来仍等于没钱陪。后续治疗费用对那些家庭是个不小的负担，家长们若不盯紧政府和政府管理的学校，没别的办法。这是家长们不接受蒋副市长动员并怨恨她的的具体原因之一。
官方推卸起责任来，并非采用一推六二五的方式,如果明摆着当甩手掌柜,那就太愚蠢,势必让事态扩大化。眼下政府的推搪敷衍，通常以“我们已经仁至义尽”、“尽到全部责任”为理由。比如，“瑞昌市从人道主义出发，在法院判决以前，要求学校垫付每个受害家庭3万元的精神抚慰金，以及伙食费、车船费、误工费等”。
在中国，法院也是政府的，只要家长接受了政府的开价，法院也就心中有数了，所谓“法厅判决”给出的民事赔偿数，基本就是政府给出的数。家长们还具备这点“法庭常识”，故而，即便当地政府没有要求每家拿数万元后闭口，没把拿钱作为“息闹”条件，他们对政府的“人道救助”也不领情。
“再苦不能苦孩子”，这话对，但只是说说；“再苦不能苦公仆”，这话属恶意嘲讽，但基本符合事实；“再烦不能烦政府”，这理很荒唐，但这却是部分官员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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