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想斌：出不完的“大师”醒不来的名人？

　　“气功大师”王林，最近火了。

　　最近，赵薇、马云、李连杰都拜访“气功大师”王林，轰动社交圈，以至于让司马南重操旧业，重新打“气功大师”的假。与此同时，昨日《新京报》报道称，“气功大师”王林曾欲为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弄靠山石，保刘志军“一辈子不倒”。

　　卷土重来的“气功大师”

　　王林何许人也？

　　1952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芦溪镇一户贫民家庭，据称早年在峨眉山拜师学艺。其人善于交际，能为刘志军找靠山石，也能让很多党政领导的亲密合影和题词挂在他的府邸别墅；亦能与成龙、王祖贤、蒋大为、刘晓庆、李连杰等演艺明星，成为一见如故的至交。当然，更能让那些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随便给他送个豪宅、名车。他在萍乡开的天上人间金尊国际会所，装修就花了4000万元。看这情况，王林似乎还有点本事。综合各方信息，“气功大师”王林的功夫分为徒手断钢筋的硬功、悬空提水行的轻功、意念功3类，尤其是意念功颇为神奇，可以空杯来酒、空盆来蛇、纸灰复原、凌空题词……有网友为王林“担忧”，这个在中国重名率超高的平凡名字，怎么能够承载得了他超凡的“法力”啊！

　　有些人对他的神通深信不疑，但王林并没有给刘志军找到一辈子不倒的靠山石，也给一直很低调的自己带来了各种质疑。刘志军入狱有一项指控便是“信奉封建迷信”。司马南点评，“大师”王林与刘志军的相逢，是骗子遇上了傻子。王林是否是骗子，刘志军到底傻不傻，因涉及“气功”的功效与个人的智商，对于没有深刻接触过的人来说还不好定论。

　　但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一时热的有些滚烫的气功，随着几位“大师”的锒铛入狱和携巨款外逃，销声匿迹。而近些年，当社会普遍对所谓的“大师”免疫时，各类名人却对“大师”趋之若鹜。尤其是名噪一时的半仙李一的出现，似乎给气功注入了卷土重来的“法力”。

　　只是，此轮“大师”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些“大师”相比，显然聪明了很多。市场定位非常清晰，瞄准的都是高端人群。而上世纪的80年代末的那些“大师”，选择的多是贫困大众。“大师”对市场定位的变迁，基本符合迷信的人群特征——中国有两类人特别容易迷信，一类是社会底层的人，另一类是社会顶层的人。前者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悲催，后者害怕得到的财富突然失去。于是，这些年既有“全能神教”的横空出世，又有“气功大师”的卷土重来。后者，因名人更引起社会关注。

　　名人需要“同门”圈子

　　7月21日，马云微博回应质疑，“过度的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信，今天我们是后者：永保好奇”。看着马云一本正经的回应，以及结合他商业上的成功，人们很难把他这种对“信仰的追求”归结于智力和情商。

　　马云、赵薇、李连杰这些名人，为什么要信“气功大师”？难道真是当人功成名就衣食无忧之后，健康长寿便是其最大追求？抑或是有些人说的，转型中国很多人信仰缺失，而这些名人率先寻找信仰？

　　2010年，重庆道士李一被质疑的时候，一位朋友曾问我，为什么一个“大师”身后总有一群名人？为什么一个大师倒下了，这些名人还会相邀追捧另一个“大师”？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朋友说了两字：“圈子”。

　　是啊，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需要各种社会关系。于是，要想活的出彩，圈子就显得格外重要。而构建圈子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寻找自己的校友，比如唐骏和禹晋永，都是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有的人用自己的爱好寻找圈子的朋友，比如王石和张朝阳，选择登山；有的人以社交软件绑定手机通讯录自动生成的方式来拓宽自己的圈子；有的是选择某某商学院。

　　而选择拜“大师”来拓宽自己的圈子，比较省心。因为一个“大师”的成功，证明了其弟子的供养能力，与这类同门弟子交往，身份和财力上自然没得说。尤其是当大家都选择一修禅、气功等方式，证明自己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自己是一个“惟此幽谷可静心”的人，那就意味着是可以像屌丝男聊中国男足、女人聊星座那样一起聊聊心灵修炼，再经过三杯淡酒两碗素食后，就能成为最佳的中国合伙人，这期间省去了区别是否是骗子的精力，更重要的是，有了“大师”那背叛信仰的恐吓，也省去了彼此不信任互相算计的担忧。

　　于是，“大师”麾下的圈子以同门弟子的方式建立了起来。商业之间的合作，官商之间的勾结，也就水到渠成了。这也就是近些年为什么很多官员也与那些商人、明星一起崇拜大师的原因之所在。那些“大师”，为商人取悦有影响力的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为了避免暴露，官员通常利用商业合同将他们引入其中，并为咨询支付可能相当昂贵的费用。

　　这个费用，在“大师”那里称之为“信仰的代价”，实际就是这个圈子的“会费”。

　　“大师”背后的利益魅影

　　除了有些成功人士的科学素养还很低外，有人行骗，有人受骗，这似乎很像周瑜打黄盖，一家愿打一家愿挨。从李一、张悟本到各类民间大师横空问世，都有人提到过类似的观点。甚至有人还说，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只要不触及到法律红线，我们都应该允许各种奇谈怪论、奇人怪事的存在。话虽如此，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奇谈怪论、奇人怪事的存在，不会影响到公共利益。

　　但当我们细细观察那些“大师”时，并不是只是言论、行为意义上的自由所能够包容的。“气功大师”王林，其“金钱王国”如何构建起来的？能够在地方政府那里随便借数额不低的资金，帮企业家从政府那里买地，事后又帮企业家给政府领导送50斤黄金，其能耐岂是正常？我们再来看看三年前很火的重庆道士李一，从一个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老赖，摇身一变成为横跨政商宗三界的社会名流，其道观土地怎么获批，资金如何获得，这些不明的信息又如何能够跟公众利益撇清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名人拜“大师”不算什么事，但大师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师”，其间发生了什么，有无官商媾和的阴影，这就显得很重要了。而从这些“大师”的成功之道上来看，“中国式忽悠”的制度土壤还很肥沃，法治的不完善和权力过大带来的寻租行为，为这种忽悠提供了广阔的腾挪空间。

　　而实际上，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里，是出不来什么“大师”。因为“大师”成功所必需的利益输送渠道，因权力的公开透明，自然很难建立起来。一旦没有了利益，纵然你可以制造神秘、拥有特异功能，谁还愿意捧一个一无是处的骗子的臭脚？更何况，开放与透明的社会，本身就没有神秘存在的空间，让人们去造神。

　　如今，“气功大师”王林的偶像形象正在坍塌，但王林之后，还有无新的“大师”，却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