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武瓜农之死，在转型期烙印下多重思考价值。 20日下午，临武县常务副县长、新闻发言人段外宾介绍，家属已经在协议上签字，赔付款已经执行到位。随后，包括3子女在内的邓正加家属均对涉及城管的事情三缄其口，对于89.7万元的赔偿款则予以默认。（7月21日《京华时报》）
“突然倒地死亡”的邓正加，确实死得太“突然”。一坡黄土，真相难以入土为安。这几天，随着善后细节的林林总总被踢爆，舆论的风向标也开始180度大回转。一直铿锵质疑的邓艳玲，再次发表微博时却对当地政府的妥善安置表示“感谢”——“现在政府已经妥善的安抚好了家人，我们整个家族对政府的处理表示满意……感谢市县相关部门的妥善安置，感谢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人”。
家属改口，民意受伤。网络上骂声一片。刻薄的话，有关“五斗米”与脊梁；而文雅的说法，听来也让人内心凛然——“当你的身体成90度直角时，可曾想到身后那群鼻青脸肿的乡亲们？”
对改口家属的诘难，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善后姿态，很难说不是汹涌舆论的倒逼。出事儿了要大家“路见不平一声吼”，完事儿了又恨不得给每张正义的嘴巴封上胶布——这是拿舆论当枪使的实用主义姿态吗？另一方面，你可以接受89.7万元的赔偿，也可以配合地方政府言不由衷，但至于如此急吼吼地“感谢政府”吗？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浙江“5.19”冤案当事人张高平，其对记者的表态令人由衷赞赏，“永不原谅对我刑讯逼供的人”。从来赔偿与底线，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
这样想想，好像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怒其不争”。
只是，一个社会，靠“哀”与“怒”来赢得权益与尊严，这算很体面的事情吗？我们的哀叹，我们的怒火，总是情绪化的产物。它们沿袭着千百年来的公平与正义，却永远不能替代稳固的秩序与制度。这样一细想，有些愤怒是悖谬而可怕的：我们究竟要邓正加的子女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做一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是否真的可以成全我们对真相与是非的隐忧？
是的，他们最好义无反顾、他们最好“舍得一身剐”，他们最好永不妥协、他们最好誓死搏斗。就像微博上有网友直陈的事实——“每当发生不幸事件，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希望家属不要跟政府谈判，不要接受赔偿，最好永远不要回归正常生活，死磕到底，一辈子成为道具和工具。一旦家属接受条件，就大呼奴性，大呼要启蒙改造国民性”。也许我们不合适将这样的义愤填膺者称之为“键盘装逼犯们”，但最人伦的道理，总是交流得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们就是受害者的家属，他们来自农村，或者也和我们一样有怯懦与软弱的时候。他们不是衣食无忧的“公知”，他们有太多的难言之隐、太多的后顾之忧，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不是生来就要流血流汗的宿命化的“时代英雄”。两个问题，足以灭了有些没来由的愤怒：一者，将心比心，在一个公民社会，个体有没有不勇敢、不高尚的自由？二者，一个法制社会，如果正义总要以自戕的姿态抛头露面，谁会看得热血沸腾？
韦伯斯特说，正义是人类最大的利益。看起来，我们是在为瓜农之死鼓与呼，但往小处说，何尝不是在为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鼓与呼？只要程序是正义的、权力是谦抑的，当事人家属就算悖逆天理，又能奈真相若何？别逼着“改口”的家属当悲剧英雄，他们与你我一样，各有各的烦恼与难处。但我们不应放弃的，是对事件本身的拷问——在摒弃个人英雄的年代，公平正义的规则才是最可靠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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