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刘志军死缓难平民愤

　　坠机引来各方情绪：民族主义反弹、媒体伦理缺失，群体智慧与乌合之众齐现。死缓掀起舆情反弹：免死金牌流行、反腐期待落空，个案公正与民愤难平并存。网络呼吁权力进笼，现实精神障碍患者渴望出笼，对此失语者不仅有权力也有冷漠人群

　　【韩亚航空事故中的舆情万象】

　　北京时间7月7日凌晨2时27分，韩亚航空公司从首尔飞往旧金山的OZ214定期航班在美国旧金山机场降落时坠毁，当时这架波音777客机上共载307人，事故造成2人遇难、180余人受伤，其中遇难二人均为中国浙江省某中学的学生。微博等社交媒体在此次事故的舆情传播中再次崭露头角,以@徐达S 为代表的事故亲历者通过微博全程直播了该事件，在媒体深入介入前传回第一手信息。飞机失事当日，关于“韩亚航空”的热议度达到最高值459310，近几日新浪微博#波音777坠机# 条数超过98万条，腾讯微博超过30万条，百度新闻2410条（搜索词“777，旧金山”）。

　　因事发地点在美国，所以美媒在时效性方面更具优势，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纽约时报》、美联社、CNN以及《华尔街日报》等较有代表性的媒体先后在Twitter上发布相关新闻。国内媒体随后也争相作了报道，@微天下、@新国际、@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央视财经等媒体微博进行了信息互通，@浙江日报也于7月7日清晨将这一不幸消息告知公众，并对两名遇难学生的情况作了跟进播报。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核心意见达人中，@李开复、@琢磨先生、@假装在纽约 等81人关注了韩亚航空事故，引导着舆论的走向，同时为提供救助、进行事故原因调查和后续安抚慰问等献策出力；网友在追问事故原因的过程中不忘为遇难的两名中国女学生王琳佳和叶梦圆默哀祈福。

　　舆情点评：

　　国际事件中民族主义情绪从不缺位。韩亚航空事故中遇难者皆为中国学生，韩国电台主持人7日“庆幸两名遇难者为中国人而不是韩国人”的言论自然引起一片“不是人”的骂声，韩国放送审议委员会日前发表公告称,这次事件涉及到外交层面,将对节目进行停播审查。舆论演变中，“韩亚失事客机飞行员系实习生”的报道又与国内“临时工”频频闯祸的说法不谋而合，因而撩拨起了众人急切问责的情绪。紧接着关于韩亚航空为省赔偿金或将促使航空失事案在原告所在国起诉的传言又开始甚嚣尘上……国人易怒，这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事故更是检验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的指针。以至于韩亚航空公司最终于12日在中国《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报纸刊登题为《韩亚航空向中国人民致歉》的致歉信，对此次事故给中国人民及政府造成的伤痛和忧虑深感愧疚。

　　国内矛盾积累导致“内斗”。7月7日中午，网友@王以超 推测“估计可能因为飞机尾部受撞击严重受损，那里座位价格通常折扣较高，中国乘客更在意经济效性”，@人民日报 8日即以“韩亚失事飞机上为何近半中国乘客？”为题跟进，由此拉开“国人赴美为何转道韩国”的相关讨论的大幕，中国航班集体躺枪，成了众矢之的。@作家金满楼 更是发出“谁在谋财害命？”这样雷厉的责问。果真是中国航班昂贵的机票和沉重的税费让人们不惜大费周章转乘他国航班赴美？对此南都记者调查的结果是：“事实上，7月8日，国航飞旧金山的经济舱票价为5300元，公务舱为26000元，头等舱为48000元。”两相比较，韩亚航空并非廉价航空，而中国航空也并非“致命元凶”。民众对国内事物的种种不满导致了他们对抹黑垄断企业的传言毫无抵抗能力，不自觉地被诱导于真相与谣言之间。

　　媒体走偏与网络诱导。事实再次证明，传统媒体虽纷纷“上网”，但在突发事件中仍不敌社交媒体这支生力军，这种趋势已在此次韩亚航空事故以及之前的波士顿爆炸、厦门公交大火事故中表现明显。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速度快、到达率高，已成为网民聚集大本营；而传统媒体的权威性暂时无法撼动，网民在众说纷纭中仍习惯等待传统媒体的一锤定音。因此就导致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社交媒体上事件相关热点层出不穷，谣言与真相快速迭代，而传统媒体一旦在错误地热点上下注，事后补救机会不多，消耗其权威性。@新浪航空 即整合了专业人士意见，将媒体盲目报道中有关技术方面的错误之处一一指出。其中包括：机型安全性、事故原因诊断等等。在事故报道中，网络舆情还出现无数分支剧情，比如舆论曾一度陷入对跟风“游学”现象的批判，也有部分网友指遇难者为富家子弟或是官宦人家，媒体循声进行了衍生报道，对事实进行了厘清或是引导至其它话题。于是游学团、富二代等又成了空难、机型、法律援助、索赔等的替罪羊。

　　消费灾难大打感情牌。韩亚航班失事后，部分媒体再度打起了感情牌，聚焦遇难未成年人的隐私信息以及家庭成员信息，于是配有遇难者家长抱头痛哭的图片报道泛滥。后期遇难学生的同学和老师的悼念也铺满网络，在财经网的一组追忆图片中， “在姜建明老师眼里王琳佳是一个百年一遇的才女”等信息，不免让读者为之叹惋。不过，过度曝光和情绪化的渲染，徒增添遇难者亲属的悲痛和大众的惋惜，这种推波助澜的手法未免有投机之嫌，或有违事故相关人的初衷。媒体应忠于事实进行理性传播，事故后追踪悲剧根源，监督促进调查过程，而非充当传记作者。

　　官腐气是媒体人脱俗的硬伤。在舆论情绪一片肃穆之时，7月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庄庆鸿在《花谢旧金山》一文中对当事人进行了“合理想象”：“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此不合时宜的带有谄媚官员的姿态，引起媒体圈的一致指责。网友也批评其“失去了做人底线”。事后记者的辩解并未让人释怀，其所在报纸和同事们都进行了公开道歉。但随后万能的网友又挖出，此记者曾发表过《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以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最透明》，于是这一事件逐渐从特稿写作技巧讨论转向媒体人伦理与良知之辩。

　　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全民舆论时代已经到来， “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兼听则明”，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部分媒体人却仍沉浸在信息把关者和歌颂者的角色里不可自拔，如此看来，官腐气后遗症尚需医治。

　　【刘志军“死缓”争议巨大】

　　7月8日，距前铁路部部长刘志军落马881天，刘志军案终获宣判——死缓。刘志军通过其律师表示不上诉，因此其命运几乎已尘埃落定。这是习李新政以来因腐败被惩处的最高级别官员。《人民日报》9日即发表评论，称“根据这些从轻处罚情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缓刑。这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也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现了个案公正。”不过对于这篇题为“法治精神的彰显”的文章，网友并不买账。“果然死不了”、“安全过关”等说法流传，皆因“死缓——无期——有期——保外就医”的惯例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已有媒体盘点了近年来的死缓官员，总结了“12年又是一条好汉”的坊间规律。

　　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反腐措施越来越多。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讲话，从八项规定到中央巡视组出马，再到网络反腐路径的疏通开辟。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人的落马，到雷政富案的宣判。贯穿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平民愤。在形式和内容上，迎合了民众强烈的反腐愿望。

　　作为大贪巨腐的典型，刘志军一案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不同而语，期间涉及的巨额财产及流传甚广的情色传闻，都让网友产生了“杀之而后快”的心理。但是判决结果，则使民众对反腐新政本已高涨的期待跌落波谷，民间舆论指其受贿金额大幅缩水甚为可疑，更有港媒指出刘志军刘志祥“兄弟同命”皆为死缓令人错愕。企图靠刘志军案来杀一儆百的民间舆论场看似热闹，实则无奈。或许正如意见达人@琢磨先生 所言，“当你坐到一定高度后，能制约你的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政治。”刘志军的命运，终被“理解”成一场博弈的结果。

　　贪官落马之后形形色色的表现一方面给围观者贡献了不乏欣赏性的过场，另一方面则是贪官试图一搏的最后机会。

　　刘志军在会见律师时，托律师带给女儿一句话，“千万不要从政”。回想起因不雅视频被曝光的雷政富出庭受审前，他75岁的老母说，“做啥子官嘛。”这种逻辑完全不成立的事后悔悟一方面是在嘲笑事前监督虚设，放养的权力猖狂。另一方面则是演示给民众看，做官并非坦途，从政皆有风险。

　　刘志军在一审开庭时还曾流着泪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步步走到今天，想一直为中国铁路和中国梦做贡献，但因为自己把持不住，最终偏离了这个路线。”可惜，对于这位“中国高铁之父”，他的出身，与那原本就应当“在其位谋其政”的所谓贡献，终究没有让其“功过相抵”，为此人民日报也不惜笔墨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例外”，以安民心。

　　只不过，刘志军的最后一搏还是起到了作用，中新社描述：“刘志军辩护律师钱列阳、娄秋琴透露，刘的认罪态度非常好，一直站立庭审，悔罪欲望强烈。庭审最后他声泪俱下感谢办案机关的教育。检方当庭提出刘志军有坦白情节，滥用职权 造成的损失和受贿赃款基本已挽回，可从轻处罚。”

　　死缓、“免死”金牌成为民间舆论场的焦点词汇。各路人马又唠叨起了老调重弹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它被媒体、反腐专家们等民间力量视为对官员的监督和保护，可惜截至目前，它依然难产，或许在官员的思维里，它只有监督之害而保护之利，因此，对于民意来说，刘志军一案，即使判处死刑，或许也替代不了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这一场反腐大戏，或已落下帷幕，其中多少角色还会返场，多少幕后工作尚需收尾，从此就不为人知了，但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它或许为前赴后继者划下了一道清晰的界线。

　　【广西版“飞越疯人院”】

　　以一己之力举报前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媒体人@罗昌平再次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推动者，7月7日晚22时许，他在微博上转发一条新闻“广西梧州一精神病院近日集体逃脱42人”，并称是当天最不该忽略的新闻，引来众人尾随围观，这也是传统媒体人充当事件放大器的功效。

　　最初新闻中透露出的关键词语是：

　　1， 策划逃脱。

　　2， 主谋为6到7名“重症精神病患者”。

　　3， 当地警方送去医院。

　　@罗昌平在微博中提出“是否被精神病”的质问，或许成为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引爆点，在迄今8千多的评论中，大多数人也附和了这一“指控”。当日四大微博平台上有关精神病人逃脱相关微博共39486条，新浪微博单条较高转发量高达25789次。

　　于是，这一始发于7月5日的新闻，在7月11日得到了新京报、成都商报等媒体的跟进，更多细节得以呈现：

　　1， 主要实施人有犯罪前科。

　　2， 病人入院经家属同意。

　　3， 副院长接受采访时紧张以致误导读者。

　　4， 出逃与条件差有关。

　　新闻中强调，带头人曾杀妻，经家属同意，在公安部门配合下，送入该院治疗，并且因家属不同意其回家而继续滞留医院。而在成都商报的报道中，还有关于该精神病院的更多细节，比如：该精神病院部分病房由医院原传染科病房改制，窗户狭小，空气流通不畅，“20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严重超员”，夏日闷热难耐。藤县卫生局局长刘羡杰称，“我们不能装电扇，怕他们自杀。”他还坦诚，“达不到人性化”。报道结尾处，当地一些官员闲聊说，正常人在此住一段时间也会发疯。

　　围观者视线从最初指向“被精神病”，到最后转向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环境。这一事件虽然在事发后的24小时内就得以解决。但如果不是引起媒体人的关注，并且有媒体跟进报道，或许这些细节就永远不会跟读者见面。

　　精神病院的定位究竟是限制自由还是给予治疗？精神病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如何得到满足？跟常人一样，他们也难耐酷暑。与武汉高校学子网上暴动“求空调”得到的舆论声援相比，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患者们根本没有合适的渠道传达出他们的诉求。其次，在情感关怀方面，除了院方的吃药提醒和预防闹事的安抚，“非正常”的事实已使他们日益封闭，与交流绝缘。既然低一级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都无法被满足，高一级的尊重需求更是镜花水月。一般情况下，精神病患者亲属对其尚且避之不及，医院程式化的服务更谈不上贴心，此次集体出逃即反映了院方管理的不善和长久以来的漠视。精神病院通常沦为这个国家的人权重灾区之一。

　　舆论矛头指向“被精神病”这一现象，也并非杞人忧天。精神病的鉴定本就是一门极富技术含量的科学，目前我国精神病鉴定的粗犷性决定了个体公民很难进行有效的申诉和维权，而医院也很难被追责。2011年武钢职工徐武“被精神病”事件曝光，当时引发了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热议，近年来各省更是频传“指鹿为马”的“被精神病”事件。更为恐怖的是，精神病院似已成为信访办的别院，这使得原本就不为人知的领域又蒙上了一层权力作恶的面纱。在这一次的事件里，“一群重症疯子何以策划逃跑？”、“他们如何说服超过八成疯子并绕过正常的医护人员？”重重疑问看似极有合理性，追踪真相也是应有之举，媒体在采信医院和地方官员的说法之余，也应当继续挖掘，还原当事人的真实情形。强势的一方往往在“解释就是掩饰”的推理下越抹越黑，从而使“被精神病”的猜测一路唱高，而对于每一起针对个体的“作恶”事件，媒体或是大众必须刨根问底，揪住不放。

　　被喻为“被精神病”终结者的新《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1日已开始实施，但在新京报于7月11日刊发的系列专题“解锁重症精神病人”的第一篇报道中就写到：铁笼成为大量重症精神病人的最终“归宿”。精神卫生专家指出，没有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的支持，“笼中人”的命运难以改变。42名精神病人集体出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典型案例，供有关部门利用进行普法，一方面，改善精神病患者的处境，另一方面，打消民众对司法现状的担忧以及对扭曲公权力的谴责。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政府部门在为群众答疑解惑方面一直未能交上作业。如果@罗昌平的这一招落子，只能换得同属媒体阵营的《新京报》来呼应支招，那么坐在另一端沉睡的政府部门终会因耗尽时间而落败于民众。

　　作者：舆媒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