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埃及政变的国际影响

　　当地时间7月3日夜，埃及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宣布暂停宪法，终止总统穆尔西职权，以刚就职两天的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就任代总统，并启动早先宣布的“政改路线图”，将在未来9-12个月内完成组建跨党派联合政府、成立委员会修宪、制定新的议会选举法草案、组织新选举等一系列恢复正常政治秩序的动作。

　　尽管穆尔西垮台前辞职、垮台后又自动复职的外长阿鲁姆在7月4日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时再三强调“这不是政变”，但事实上这就是一次政变。这次政变推翻了去年6月30日通过普选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令埃及继2011年2月11日“尼罗河革命”、结束穆巴拉克军人政治后，政局再为之一变。

　　那么，埃及政变在国际间，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作为“阿拉伯之春”的样板，埃及一直被树为在阿拉伯世界实现“普世价值”，推动民主和自由的标杆，去年6月30日穆尔西就职时，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然而对穆尔西政权，美国的态度一直是两重的，一方面，穆尔西的原教旨色彩，和某些活动（如和伊朗打交道）令其不快和尴尬，另一方面，兄弟会是民选上台，埃及则是美国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标志性建筑”，美方又不便拆台。

　　此次政变发生前夕，美国的态度同样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奥巴马当地政治姿态随着形势变幻，从最初的“呼吁所有各方保持克制”，变为政变前一日的敦促穆尔西“正视示威者要求”；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警惕政治危机不断恶化”，声称“不站在埃及任何一派一边”。政变爆发后，美国官方保持低调，既默认政变当局的权威，又对民选政府的被推翻表示不满。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态度也大同小异，即承认“穆尔西和兄弟会有取咎之道”，但批评军事政变是“不良先例”。

　　对于美国而言，埃及不仅是其中东战略格局的要点，也关乎战略通道苏伊士运河的保障，和以色列的安全，是丢不得的。此次发动政变的军官团较诸被推翻的兄弟会，实际上更世俗、更亲美，但作为“阿拉伯之春”样板，美国显然不能支持恢复军人政治，敦促军方早日还政于民、推动“路线图”尽快走到选举这一步，就成为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对埃及政策的主线。当然，鉴于埃及的政治形势，新选举的最终结果，很可能还是美国所不喜欢的宗教保守势力（如萨拉菲光明党）胜出，但那就是后话了。

　　阿鲁姆之所以矢口否认发生了政变，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禁止向政变国家提供军援，而美国本年度军援总额13亿美元，早已被列入财政预算。不过尽管麦凯恩等共和党议员提出，要给军援附加各种限制条件，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奥巴马政府最终还是会给军援放行，以免助长埃及国内蔓延的反美情绪。

　　欧盟各国的态度应与美国相近：默认政变合理性但敦促早日选举，而对于选举结果则暂不作考虑——事实上考虑了也没用。

　　海湾国家沙特对埃及不仅许以每年37.5亿美元援助，且承诺一旦美国中断援助，沙特将予以弥补。政变后，它是第一个祝贺政变成功的国家（第二个是沙特的盟国阿联酋），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称，埃及军方将埃及带出了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作为逊尼派瓦哈比派的盟主，沙特一直通过扶植萨拉菲光明党影响埃及政局，政变后兄弟会元气大伤，光明党则此消彼长，成为未来大选胜出热门，沙特在埃及的影响力，恐将与日俱增。

　　与之相反，卡塔尔一直是兄弟会的“金主”，“尼罗河革命”期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起到关键作用，兄弟会上台后，卡塔尔多次提供巨额援助，去年8月的一次多达25亿美元（20亿贷款和5亿直接援助），今年1月又增加25亿（构成不变），今年4月再度追加增持30亿美元埃及国债，扶植可谓不遗余力。作为回报，穆尔西不惜牺牲埃及在阿盟中传统的盟主地位，在中东舞台上亦步亦趋地追捧卡塔尔。然而政变前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本.哈马德退位，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大改组，政变进行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及其在埃及的子台“半岛-Mubasher”还在直播开罗广场的支持穆尔西群众集会，在得知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后，半岛台还和穆斯林兄弟会要员穆罕默德贝尔塔基(Mohammed al-Beltagy)进行连线，任由后者对西西和政变参与者横加指责，最终导致“半岛-Mubasher”被军警关闭。兄弟会政权的结束，将令卡塔尔在埃及的影响力大减，也会损及其在整个中东的“能量”。

　　兄弟会执政的失败，会影响“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应，而自由派、世俗派在选举中屡战屡败，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军方的卷土重来，才得以推翻原教旨色彩浓厚的政府，将令各国自由派、世俗派在选举面前更加不自信，影响其推动民主改革的意愿。同样，“民选选赢仍会被推翻”，会令原本就勉强接受“数人头代替砍人头”理念的各中东国家原教旨党派，产生对民主逻辑的不信任感，从而重新迷信起街头运动、暴力政治，乃至武力和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