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琼：站出一个刘伯勤 历史的阴影就减一分

　　来源：成都商报

　　61岁的刘伯勤决定为47年前的事公开道歉。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媒体刊登道歉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不愿随同一个庞大的群体隐身于历史阴影之中，而是站出来，对着光，说出亲手制造的孽行并郑重道歉，这样的勇气自然可敬，舆论也报以赞誉和肯定。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准确地说，我们没有公开忏悔的传统，但有“吾日三省乎吾身”的古训。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如今大多年过花甲，对于过去的诸多荒唐事，很多人并非毫无认知。但“年少无知”和“环境因素”很容易一言以蔽之，他们或者选择性失忆，维持表面光鲜的人生，或者心有悔意，但仍然不愿亲口承认，更不要说直面当年的受害者与公众了。

　　任何可能打破现世平静的事，都是可怕的，这就是真话少、认错难的原因；对于另一些人，获得平静的方式恰恰相反。就像刘伯勤，心事难平，心病难愈，煎熬日久，自责一生，最后终于不愿逃避自己的内心，选择说出错误与悔恨，以获得真正的平静与自由。

　　以各种方式作出道歉、忏悔的不止刘伯勤，近年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63岁的申小珂，向87岁的原北京外国语学校老师程壁写信道歉；62岁的王冀豫撰文回忆并接受采访，详述当年16岁的他打死另一个年轻人的全过程。

　　不容忽视的是，敢于站出来的这些红卫兵有个共同特征就是罪错轻微，或者已付出代价。刘伯勤打老师一巴掌、吐口水，逼老师唱《牛鬼蛇神》歌，申小珂则参与批斗、训斥老师并未动手，王冀豫为过失杀人被判刑坐牢。而更多更严重的罪错无人认领。“文革”初期，大批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侵害、精神摧残乃至折磨手段令人发指。据公开报道，仅1966年至1968年的北京地区，红卫兵就打死1772人。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当年的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莫平，亦因不堪毒打“自杀”身亡。

　　如此频繁、大规模的集体恶行，且由年仅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主力，可谓现代国民史上沉重一页，绝不能用一句轻飘飘的“大环境”来解释。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理论，意指普通人作为执行者与参与者，未加思考、盲目犯下恶行。所谓执行命令、受人教唆、被人煽动等理由都不能为之撇清责任，正如刘伯勤道歉所说，“在任何社会里，做这样的事都是不对的”。

　　记住季羡林留给世人的话：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这就是刘伯勤令人感佩之处：站出一个刘伯勤，历史的阴影就减一分，我们的现在与将来才不至于再回到阴影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