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危与机

　　当前，我国正开启千年一遇的民族复兴征程。复兴之要，不在“复”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而在“兴”应该是更多的革故鼎新。器以力行，人以魂立。作为“民之魂”的文化，其自醒与自新是一切革故鼎新之根本。我们必须纠正文化偏执，完善民族危机观。

　　鸦片战争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直在受欺、一直在挨打。中国共产党人背负民族的期望，带领人民奋争28年，建立人民共和国，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宣告中国受欺、挨打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我们党又带领人民逐步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不仅将标志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也将标明着近两百年来中华民族“现代化”理想的实现。

　　此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现代中国历史表明“富裕并不等于富强”。贫穷、落后，肯定是危机。富裕而不自强，更是危机。晚清的历史，就是血训。康乾盛世后、鸦片战争前，中国GDP不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于第二国。清朝政府的闭门锁国锁住的仅是“泱泱大国”富国而不强国的时代步伐，锁不住的恰是世界列强的坚船利炮及对我的分赃瓜分与割地赔款。此时，中国并不贫穷，而是恰恰相反—“天朝大国”富甲天下。但富饶而富裕的中国仍然沦落成诸列强垂涎的“肥肉”。可见，富裕所换来的不是列强的尊重、而是其强取豪夺的贪婪，这就是“盛世之危”。

　　历史并未走远，前车还在眼前。我们这个民族断不能“健忘”。而灭顶、亡族之血训本来是最不该被“健忘”的。当前，已站起来、正富起来的中国并没有强大到无人可欺、无人敢打的境地。实则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文化的国际地位比较优势远非清朝，即使“两个百年目标”实现后其国际地位也很可能达不到清朝时的我国地位优势。晚清既然都遭遇了灭顶、亡族之血灾，未来我们何以避免？“盛世之危”又已到当前，国人要警醒啊！

　　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未来亚洲世纪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大国，其迅速崛起必然招致全面围堵。狭路相逢勇者胜，群雄逐鹿强者赢。民族复兴只有突破重围一路，决不能画地为牢。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古往今来，和平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发展机遇，也绝非天上馅饼，更不可能拜对手所赐。自强者强，无为者危。我们应强化危机感，完成“盛世之危”的理性觉醒。

　　此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危机的两极分别是危险与机遇，而其平衡点、转折点才能算是真正的危机。中华民族历来有居安思危的传统意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积弱积贫、世界列强的欺凌蹂躏，随时面临着灭顶之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可不谓“至危之极”。因此，我们对“危”的认识更是刻骨铭心。与之相反，我们对危机中与“危”并存的“机”则常常是“薄”彼失彼。要么急破其危，而忘取其机；要么为免其一时之危，而放弃千载难逢之机。虽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古训，但只要与危相伴、或有危相随，即使机遇远大于风险，我们也常会选择避而远之。

　　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灵魂。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我们应该引导人民辩证地认识“危”与“机”的对立统一，在中华文化中根植危机之“机”的基因，以纠正文化偏执，开创时代新篇。

　　（作者：贺福初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