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公函求情，隐藏着怎样的“内情”？

　　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称，“该同志素质高，才40岁，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中新网6月8日)

　　涉案单位竟然以机关“公函”形式，为本单位的贪官向法院求情，这种荒诞离谱行为的非法性质，无疑显而易见。一方面，它明显干扰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依据我国《宪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另一方面，就发函单位自身来说，这一“求情”做法同样也明显涉嫌越权行事、违法滥权，僭越了公权机关应有的起码权力界限。顾名思义，机关“公函”之为公函，正是因为它“姓”公，代表的是公共权力，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沦为联络私人感情、为个人求情的私函，这诚如有法律人士指出的，“既然是公文，其权力源自老百姓的赋予，为贪官发函求情意味着权力的滥用”。

　　在这种十分明显的基本法律背景下，当地政府机关依然堂而皇之坚持为贪官发求情公函，并且是“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一致同意”的结果，原因究竟何在？个中究竟蕴藏了怎样的“内情”？所谓的“该同志素质高”、“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等说辞，显然只是完全不合逻辑、禁不起任何推敲的蹩脚荒唐借口。政府官员私分贪污公款，还谈何“素质较高”，又如何“为党和人民作贡献”———难道“不贪污”不是政府公职人员必须恪守的最基本素质和“作贡献”的基本前提？

　　而真正更合乎逻辑的公函求情“内情”无外乎这样几种可能，或者是基于某种“物伤其类”式的“官官相护”或者说“保护干部”的官场本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捞人”；或者干脆就是基于某种维护共同腐败利益的需要，为避免产生“拔出萝卜带出泥”效应，而不得不按照官场潜规则，竭力营救同类或努力使其“封口”。这诚如有论证在分析“问题官员几乎能100%复出”现象时曾指出的，“一些被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被问责时，是被允诺了一定回报的，这就包括未来复出和升迁，不让复出，就是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

　　因此，对于荒诞的“公函求情”，仅止于谴责其非法违法性质，其实远远不够，而更重要的是，能否进一步彻查其中可能隐藏的上述种种“内情”、隐情，并据此穷究炮制“求情公函”相关官员的责任，比如，渎职滥权的责任，其实“沆瀣一气、屁股也不干净”的同流合污腐败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