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为何不能再推“4万亿投资”

　　面对经济“弱复苏”格局，特别是5月汇丰P MI创8个月来新低，有关中央会不会再次出台“4万亿投资”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了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的话题。对此，前些日子，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不要再指望会有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企业要做的是抓紧时机淘汰落后产能，升级产业结构。

　　从热衷于政策刺激、投资拉动到忌讳经济刺激计划、政府投资拉动，只不过短短几年时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转变呢？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否真的到了没有潜力可挖的地步了呢？显然，问题不是出在投资上，而是出在对投资功能的认识和作用的发挥上。

　　以上一轮“4万亿投资”为例，理想的结果应当是货币增长与投资、消费增长同步，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同步，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民间投资同步。当然，实际结果促进了经济复苏，不过也导致了企业投资、生产性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慢速发展，即使有所“提速”，也只是死盯房地产开发、地下金融等虚拟经济不放。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际情况看，投资对经济拉动的功能和作用是非常强的。即便到了21世纪，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仍然十分明显。不然，2003年国家也不会出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政策。问题出就出在，2003年对房地产市场的放开，提供了获取暴利的机会，不仅让增量社会资源的配置出现了严重不合理现象，而且让存量社会资源出现了倒流。大量的社会资源从实体经济转向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则出现了“空心化”现象。

　　更重要的，实体经济被掏空，投资者的信心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甚至没有投资者再愿意将资源投向实体经济，将精力放到实体经济。

　　笔者的观点是，“4万亿投资”的决策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决策者高估了一些地方政府对“4万亿”投资的认识。更直接地说，就是“4万亿投资”投错了地方、投错了重点。如果“4万亿投资”能像过去那样主要投向实体经济，并利用政府投资的引导功能，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巩本强体，实体经济就不可能还在低位徘徊。就算货币超发会引发通胀、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矛盾，凭借实体经济的强大就业和收入增长功能，也能有效应对货币超发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而这些年，虽然通胀率并不是很高，最高也就达到5%左右，社会的承受能力却十分脆弱。原因就在于，实体经济被边缘化了，实体经济不再能够为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所以，面对该不该再出台“4万亿投资”政策的问题，立足点决不能放在投资政策本身，而应当从更深层次分析原因，寻找问题。其中，投资能否向实体经济倾斜，是否会继续成为地方政府做政绩的工具，是最关键的。

　　如果投资能够向实体经济倾斜，并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城市建设冲动、“土地财政”冲动。那么，再出台一些投资刺激政策，也未尝不可。

　　中国缺的不是投资，而是生产性投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功能与作用并没有弱化，弱化的是生产性投资和企业投资、民间投资。未来中国的发展，投资仍是“三驾马车”之一。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只是投资的重点必须转向实体经济、转向民间投资和企业投资。政府投资只能是引导投资向实体经济转移的手段，而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