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案要求劳教赔偿的案子败诉了。
这个发生在2006年的一起因为幼女遭强奸、轮奸的刑事案件,陷入了一审、二审、重审、抗诉不止的刑事程序怪圈,演变成一个母亲的追凶不止、上访不休的堂吉诃德式抗争,又演变成了一场劳教与反劳教的漫长努力。
唐慧,早已经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标本。
7年来的上访、上庭、下跪……成为她的生活重心。而这一切几乎拖垮了另一些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包括唐慧的亲友,唐慧的支持者,甚至还包括那些承担着维稳责任的地方官员,可能还有那施暴的强奸犯。
那些维稳者,从开始的防范到后来的同情、无奈甚至恨不得做她的参谋,以便能够尽快结束这漫无止息的体力和精神消耗战。而这一切,你可以归于维稳至上的思维,归于官员保位子的需要,归于“上访”一票否决的严厉,归于地方财政负担不起……
而这些都是起源于一个程序的不正义,当唐慧年仅11岁的女儿被贩卖,被强迫卖淫,被强奸,被轮奸之后,民警视而不见,公安不立案。直到唐慧不断上访,终于得到湖南省公安厅的重视,已经经历了派出所、公安分局、市公安局到省公安厅的数个层级,在数个月拿着证物带着证人的上访中,对正义的信任早已经荡然无存。
一种体制在偏袒那些施暴者的信念占据了唐慧及其支持者的头脑,而事实似乎印证了这一切。于是,对施暴者的量刑似乎只要不到极刑,就都难以取信于民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坏人以及必须处于最高刑罚,这成为一种誓死追求的目标。
这犹如身体出现了一个癌变的细胞,它污染了另一个细胞,有人提出了清理的诉求,医生却不把它当回事儿,这个有意无意的误诊,影响了其他医生的判断,大家都不去采取措施,直到癌细胞扩散全身,病人已经不再抱有希望,纵使你医生万般努力,也只能看着它不断的溃烂,更何况医生还不努力。这种现象,孙立平叫它社会的溃败。
从唐慧案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溃败,当地维稳的干部,一年的时间花在她身上就有半年,多年来财政负担了数百万元,因为担心被撤职而与唐慧一样寝食难安,这竟是一个本不关自己事的公检法不作为带来的无妄之灾。对体制的不满逐渐扩散,唐慧及其周围的人似乎都感染上了抱怨、愤怒、无奈的情绪。
湖南高院做了最终的裁决,在增加了一个罪犯并提高了量刑之后,希望就此刹住这种溃败。但没想到又戳破了另一个脓疮,不领情的唐慧继续抗诉,上访,恼怒的当局相当不耐烦,劳教委的劳教决定及稍后的撤销决定,更是加深了这种体制偏袒压迫的感触,之后的申冤、复议、诉讼、败诉以及再后的抗争,溃败还将继续下去。
纵使她累了,这场个案的溃败止住了,但唐慧案对体制从肌肤到内脏的激荡恐怕难以弥合,除非真有一次干净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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