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被称为“微博版”、“微信版”的地方“国五条”落地之后,上半年最大的政策悬念终于落地。中央“国五条”明确指示各地方可依据自身情况细化之后,我们看到,动真招的只有京版国五条,严收20%交易税、限制单身人口购房指标等,而其他省市除上海明确第三套房不贷款外,大多只是“一句话”表述。
为何北京版“国五条”最为严厉?或许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表明北京的问题所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北京“城六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837人,超过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称的大伦敦(每平方公里5437人)和东京(每平方公里5984人)。
北京已然成为严重超载的大巴,“十二五”规划明确“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一是让大城市起到“拉邦带”,“小兄弟们”沾沾光,另一方面是周围城市的兴起,可以起到反哺作用,缓解大城市人口承载压力。作为城市化扩张的首要标志,一线城市十年前的房地产投资占社会总投资在33%以上,而现在仅有9%,无论是北京、上海,每年卖出的土地都不断大幅减少。
然而,高铁修了,公路也连接上了,但是“环北京城市群”像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光环,在平常日子里,人们对于所谓周边城市群的想象仍旧停留在“河间驴肉火烧”、“香河铝合金门窗”的具体物件上,那里的人们可以开着“三轮车”进来,但是鲜有人愿意坐着高铁出去。
城市化是什么?先有了“市”,才能有城,然而,政绩工程与GDP主义结出的果实却是,先有“城”,再养“市”,问题“市”岂是能通过行政管制“管”出来的吗?“市者,买卖之所也。”简单地说,就是你情我愿,浙江的义乌就是针头线脑,三毛五毛这样自然形成的。正是体制的放养,才有义乌的机会,而义乌的生长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必然不是某一位领导任期内可以养熟的桃子。义乌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而已。
更多的资源,医疗、教育,何尝不是在行政管制之下,宁愿聚集在中心城市,不愿下走乡野。如果新区新城,仅仅是大建筑群与大广场,而民生、民需的诸多选项,均有牌照管制,无法放养,廊坊、固安、燕郊何时才能有好医院、好学校、好产业?按照目前施行的按照省级(直辖市)、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5级划分的城市逐级管理体制,大城市拥有对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权,然后再逐级向下分配,可想而知,到小县城时,还能剩多少资源。
回头再看“国五条”,一方面因为大城市人太多,不断提高买房门槛,一方面周边城市,却无法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其结果必然是,大城市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可买的房越来越少,供需不平衡的状态中,价格走向可想而知。
这就是“国五条”的可见前景,如果中小城市的公共资源、服务商业等等一系列配套总是不能改进,小城市的“国五条”再宽松、地方政府的优惠条件再大,也难以聚拢人气。反之,大城市,限制得再严,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涌向这里。只有确保资源得以更加公平的均衡分布,突破公共资源受制于行政等级管制的樊篱,让县乡镇真正可以分得民生所需、民生所盼的公共服务,这才是解决北京房价问题,甚至也是解决北京环境问题的真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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