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飞：市场的繁荣岂能由公款吃出来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3%，比去年12月的15.2%，增速大降2个百分点，说明社会消费不够旺盛。其中餐饮业收入的增速仅为8.4%。而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甚至下降了3.3%。限额以上企业可以理解为高档餐饮店，一般来说，消费增速相对比较平稳，现在出现负增长，据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分析，是因为公款吃喝下来了，影响了高档餐饮和名酒浪费，因而影响了整体消费。（3月27日《南京日报》）

　　有趣的是新闻标题，叫《中央整治公款吃喝致消费低迷，发改委担心市场》。在专家看来，“八项规定”的出台，引发高档消费的狂降。商务部在今年2月的一次例行发布会的数字显示，一些高端餐饮企业的经营和高端白酒的销售大幅度下降，北京、上海、宁波分别下降了35%、20%和30%左右。这确实是够显著的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此前指出：“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来看，反对奢华浪费和扩大消费的目的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反对了奢华浪费，还就影响了消费的扩大。照这么推理，要想扩大消费，只能纵容奢华浪费，尤其是要为公款吃喝开启绿灯。真有这样的推理，那就太岂有此理了！市场的繁荣肯定不该由公款吃出来。

　　专家们似乎挺怀念“禁酒令”出台前的市场繁荣。如果没有这样的“禁酒令”，高档餐饮业下降了的20%到35%（以北京、上海、宁波为例），肯定要由公款吃喝来把它顶上去，而且还该有比较平稳的增幅。由于不知整个高档餐饮业的营业总额是多少，无从推算消费在高档餐饮业的公款是多少。看北京卫视春节后的一个节目，仅北京一家高档餐厅，因为团队包餐和商务宴请退订了600桌，春节期间就造成至少300多万元营业收入的损失。那么，它一家餐厅乘上一年的各大节日该是多少？算是平常消费又是多少？再乘上北京其它的高档餐厅该是多少？再乘上全国各大城市的高档餐厅又是多少？近日有个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学者在会上提出一个三公消费约为9000亿的估计，财政部的官员说实际数据可能没有这么多。但另有学者提出的估算则是19000亿。谁更可信？其实，信谁的已经不重要，数额大到天文数目，早就超出了百姓所能想象的范围。百姓的感觉很感性，很直观，那就是登峰造极，忍无可忍。所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才会一片叫好。

　　市场需要繁荣，需要由内需来拉动，因而，扩大消费需求非常重要，但这繁荣也好，拉动来罢，都不能用公款吃出来。用税金去吃喝，再在吃喝出来的营业额中收取税金，收来的税金有可能比花掉的税金更多吗？不算政治账、形象账、民意账，单算这经济账，也是划不来的买卖。

　　拉动内需的最佳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让什么都没买的低收入者尽快有钱去买他们该买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需求潜力最大，后劲最足，实现消费后的效果也会最好：既可以不必过多地依赖出口，也可以提高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平，社会也会因此而更加和谐。而要实现这一构想，恰恰需要力戒奢华浪费，需要转变干部作风，需要干部远离名酒，远离高档餐厅，深入基层，情系于民，问计于民……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官员的计策似乎并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