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罗斯超国家梦想

　　“第三罗马”：宗教“超国家”思想

　　“第三罗马”是一个宗教概念，按理说与世俗的治国理念并没有什么瓜葛，但是它却给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注入了一种穿透性的理念，使其经久不衰。众所周知，欧洲民族都愿意以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自居，一方面可以表明其来源的合法性，另外也可借此大旗整合诸侯林立的欧洲大陆，以实现欧洲大一统思想。法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自称来自罗马人的直系，日尔曼人号称“神圣罗马帝国”，而俄罗斯是后崛起国家，只能从与东罗马（拜占庭）的渊源上做文章，而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宗教的继承关系。

　　古罗斯人原来是多神崇拜，988年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经过6个世纪的演化，外来宗教终于成为罗斯的民族宗教，包括农民在内的人都称自己是基督徒（古俄语基督徒和农民是同一个词）。蒙古入侵以后，由于其宗教宽容政策，不断选举罗斯人担任主教和都主教（原来由希腊人担任），但是都被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拒绝。由于奥斯曼帝国威胁加强，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通过东西教会联合会议，不久君士坦丁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在罗斯人看来，这恰恰证明是希腊人对西方教会的投降、导致对上帝不虔诚造成的恶果，这是上帝对他们游离的原始宗教观念的惩罚。

　　在此历史背景下出现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1510年，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瓦西里三世（1505-1533）：“旧罗马被不信神的野蛮人攻陷了，第二罗马由于改弦易辙被阿加尔人（土耳其人）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罗马，由您统治的帝国的神圣使徒教堂，全部基督教将归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第三个罗马在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有了。”万物归宗，基督教普世主义在欧洲的集体认同之高是超越民族的，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等于抢占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道德制高点”。

　　从此后罗斯便被称为“神圣罗斯”，以表示精神上当然的正统性。1579年库尔布斯基王公在与沙皇伊凡四世的通信中第一次使用“神圣罗斯”后，这个称号便流行起来。它包括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对罗斯民族的褒奖。据说，因为罗斯人的虔诚，对正统观念坚信不疑，因此被上帝定为神选民族，而神选民族是其他各民族的救世主（弥赛亚）。它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在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被赋予神圣的力量民族在关键时刻会挺身来拯救人类，它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弥赛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的血液当中。

　　其次，“第三罗马”的理论把东西方对立起来，形成对改变初始宗教西方的敌视和挑战。因为欧洲基督教分裂成东西两个文化区导致后来的一系列争斗，以拜占庭嫡系自居的俄罗斯自然要扛起“反拉丁化”的大旗。的确，在现实中伊凡三世（1462-1505）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亚为妻，以拜占庭的双头鹰为国徽，起码从形式上明确了与拜占庭的继承关系。1589年莫斯科从主教区升格为牧首区，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东正教的中心，理所当然的成为东正教衣钵的嫡传继承者，使俄罗斯的教会领导地位更加名正言顺，第三罗马的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根据。既然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不局限于一地一国，继承其衣钵的第三罗马也注定会成为霸权型的“新实体”号令天下。

　　此后，从体制外的霍米亚科夫到基里耶夫斯基，到体制内的波别多诺斯采夫，都把东正教看作是与西方天主教不同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文化有独特的类型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强调俄罗斯精神的完整性，是一种普世原则，是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它应该普及到全世界，俄罗斯的世界使命就在于把这种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这样就使东正教的“第三罗马”再一次具有“超国家”的特征。霍米亚科夫曾为维护本民族的特色与“西方派”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他认为俄国是世界历史的领袖，拯救世界的历史性的任务是由某个具体的历史力量承担的，这个力量的载体就是斯拉夫民族。

　　其实“西方派”也有同样的思想。恰达耶夫认为，上帝安排俄罗斯承受苦难，是为了让它警示世人，不让别人重蹈覆辙，在他看来俄罗斯有巨大的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潜质，他的落后有一天会变成他完成历史使命的起点。自由主义哲学家索洛维耶夫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三足鼎立是靠三种力量制衡的，即东方、西方和俄罗斯，东方文化是没有人道的神，西方这是不信神的人，只有俄罗斯可以、也应该给与人类新的文化内涵，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第三种力量的介入，东西之间的较量将无休无止，这第三种力量是一种崇高的力量，剔除了东西方相互排斥的矛盾性，给世界带来正确性的创造业者。

　　别尔加耶夫说：“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在“哲学家之船”离开苏俄的时候，学者米·安·奥索尔说：“离开俄罗斯的时候我在想，俄罗斯只占世界1/6的面积，还有剩下的5/6呢？遗憾的是，不是任何植物都经得起移植并适应另外的气候和土壤的，这不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这是一种天生的水土不服，也许还有一种傲慢在里面。”（别尔嘉耶夫著，伍宇星编译：《哲学船事件》，花城出版社2009年）他们不论在对内问题上如何理智，却少有“清醒者”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他们认定俄罗斯是只能当“主角”的“核心力量”，而不能想象它沦为“跟屁虫”的角色会是多么悲惨不堪。

　　可见，即便在理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以俄罗斯为老大的泛斯拉夫主义也是多么有市场。众所周知，“超国家”理论泛斯拉夫主义的提出者是达尼列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是《俄国与欧洲》。在其著作中他以文化历史类型为基础把人类分为十种历史类型：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犹太、阿拉伯、日耳曼和斯拉夫。他认为，日耳曼欧洲正走向衰落，亚洲类型不足为虑，而斯拉夫俄罗斯有其东正教的正统性、农村公社的平衡性和个体服从整体的巨大能量，具有无限美好的前途，必将战胜西欧文化统治整个欧洲。

　　他主张建立一个由俄国主导的“全斯拉夫联盟”，把东正教文化价值发扬光大，这个帝国的首都建设在君士坦丁堡，名称叫“沙皇格勒”，帝国内统一使用俄语，由俄国人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它包括八个部分：1、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2、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3、保加利亚。4、罗马尼亚。5、希腊。6、匈牙利。7、大俄罗斯。这里面没有提到也是斯拉夫民族的波兰，是因为在他写书的时候波兰已经被瓜分完毕。恩格斯说“这种泛斯拉夫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罗斯的鞭子”。泛斯拉夫的“超国家”思想中无疑吸收了东正教普世主义和俄罗斯历史使命感的种种内涵。

　　20世纪初，总理大臣维特曾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说，将来的俄罗斯“会主导从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西岸的全部地区内的事务，它不仅成为欧洲的霸主，也将成为亚洲的霸主。”在苏联时期，这个多少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预言几乎已经成为现实。那个时候俄罗斯达到了自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巅峰地位，它带给俄国人的心理满足只有在失去以后才深刻体现出来。21世纪，当普京再次追忆苏联解体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论断：“这是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可见其痛惜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