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改革是放权革命而不是分权游戏

　　无疑，大部制改革是此次两会的重头戏，早在两会前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就传得沸沸扬扬，关注和猜测的热情比“人事安排”还高。人们之所以关注此项改革，一是这项改革涉及部委的调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调整是最具体、最看得见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第一个大动作，由此可能窥见今后的改革走向。大部制改革方案10日出炉，动作不算大，也不算小，与人们的预期和猜测并无多少差别。

　　媒体的焦点，多集中在这一次的改革：撤了几个部委，少了几个正部级机构，组建了什么新机构，谁成了“末任部长”，新机构设立后的人事安排，原机构的人员安置，谁家欢喜谁家愁，哪个部门的权力大了哪个权力小了，等等。这些信息，确实是新闻，也是公众急于想知道的。但这些都只是浅表层的新闻，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在此。

　　很多人都把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间的权力重组。其实，这一次改革并不是部委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游戏，而是一次放权革命——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马凯在对机构改革作说明时说得很清楚：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最大的亮点是放权。

　　减了多少个正部级机构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向社会放了多少权。大部制改革，不是让这个部委权力更大，那个部委权力更小，而是系统地向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干预，市场能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自治的交由社会，地方能管理的交给地方。

　　比如公众关心的铁道部被撤销，某些职能机构并入交通部，并不是将原属于铁道部的权力转移给了交通部，形成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部委，而是实行市场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这是向市场放权。

　　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的合并，并不是将两种权力相加形成一个权力更集中的大部，不是1加1等于2或大于2，而可能是小于2。因为两个机构合并后，很多权力将放给社会。马凯也谈到一些部门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依然突出，不该管的管得过多，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好。机构改革，很大程度就是革政府自己的命，放弃那些“不该管的”和“管得过多”的，集中力量管好“该管的”和“没管好”的。

　　还有其他职能机构的调整也是如此，都集中于“放权”而不是“分权”，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而不是在部委间分蛋糕。比如要“减少投资项目审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要“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一律予以取消”。在民政事务上的改革也是如此，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是应有的改革方向。如果改革仅仅是在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可以想到，这一次的机构改革也一定不容易，改革就是政府要拿刀割自己的肉。中国需要这样自我割肉和刮骨疗毒的改革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