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李双江之子再涉案拷问对少年犯的帮教

　　2月23日，据知情人士称，涉嫌轮奸案的李双江之子李某等五人中，年龄最大的生于1989年，其余4人都是90后，但均已超过16岁。另据一知情人士表示，李某在因寻衅滋事被收容教养期间表现良好。（2月24日《新京报》）

　　李双江之子上一次引发公众瞩目，是在2011年驾驶一辆无照宝马殴打一对夫妇，他因此被收容教养一年（当年他15岁）。有媒体称，此次涉案的其他4人中，有一人是他被劳教时的“狱友”，不过，这消息后来被称为“谣言”，不仅如此，有知情人士称，他在被收容教养期间表现很好，“他完全能够遵守劳教所的所规纪律，服从警官管理，见警官首先立正并大声喊报告，并不像案发时那样跋扈。”

　　但是，即便知情人士所说属实，也并不能证明对李双江之子的收容教养是成功的，而恰恰是失败的一个最典型例证。他被收教一年出来，旋即犯下比打人更重得多的罪行——轮奸，这事说明，收教可以让“少年犯”学会服从管教他的警官，但这只是一个阳奉阴违的讨好，却并不能改造他的“心灵”。

　　对于李双江之子这个未成年人而言，收容教养是失败的。但是，其实各种监禁措施对于未成年人的改造，也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李双江之子在收容教养期间，是否与其他狱友交换过犯罪经验，探讨过实施犯罪的手段与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收容教养场所还是看守所、监狱这些监禁违法犯罪人员的地方，都是一个巨大的染缸，如此教育改造不到位，不但不能将违法犯罪人员改造好，反而使得他们“交叉感染”，勾结成伙，加深犯罪习性。对于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尤其如此，他们可塑性很强，一旦处于一个与违法犯罪分子成天为伍的环境，可能更多地接受负面的影响，这已经为众多实例验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知名评论人五岳散人的观点，“可以反思一下青少年收容教养制度，把轻罪的不良少年的处罚替换成其他方式，比如说义工、心理辅导、支教等活动，多接触好人、脱离一段时间那个生活圈子，可能比这种把坏孩子关在一起，最后出来都十项全能、一批损友要好得多。”其实，需要反思不仅是收容教养制度，还有拘留、逮捕制度，对未成年人的刑罚制度，看守所对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等等。

　　目前，我们国家在法律上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例如去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提出“少捕、慎捕”的要求，对未成年人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等等。但是，在现实层面上，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步履维艰。在观念上，公众仍然习惯于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和监禁的刑罚，否则就认为是“放虎归山”；而在现实层面，我们的社区矫正、义务劳动和社区帮教等措施不成熟、不完善，往往流于形式，将未成年犯罪人放于社会同样不能起到改造作用，甚至还会再次祸害社会，有关部门又不得不多依赖于监禁等手段。

　　李双江之子再次涉案之事，性质固然很恶劣，但是，公众在反思“爹爹罩着去战斗”的同时，也要看到对未成年人改造与帮教失败的原因，反思如何健全对未成年涉案人的改造和帮教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