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重庆赵红霞如何成了“反腐英雄”

　　重庆赵红霞拍摄的不雅视频被曝光，掀翻了多名重庆高官，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反腐作用，但是，她的行为却伤及了宪政理念、法治规则、自身合法权利，由此可说，她不是“反腐英雄”，她只是非宪政制度理念下催生的悲剧性的牺牲者

　　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我要对重庆赵红霞这个人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要拿她的名字说事了。众所周知，重庆不雅视频案件把“赵红霞”这个名字给捧红了，围绕此案件，花样繁多的讨论从出不穷，有人专门为她编写了《史记·赵红霞列传》，有人甚至赠送赵红霞一顶桂冠--“反腐英雄”。“反腐英雄”一词透露出太多中国社会生态中的隐喻和调侃。

　　时下，反对腐败成了中国人的共识，上层官员把腐败视为可能导致“亡党亡国”的大弊端，中间阶层把反腐看做推进改革的突破口，底层民众从反腐案件的围观中发泄心中的不满，可惜的是，在反腐的手段上，三者并没有形成共识。上层官员希望通过纪律、监察、检察手段反腐，中间阶层盼望以官员财产公开、舆论监督自由手段反腐，下层民众则诉诸于各类“白猫”、“黑猫”手段反腐。由于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既得利益者编织的网络错综复杂，官员腐败的链条纵横交错，使得上层所依赖的反腐手段达不到有效的反腐目标。换句话说，底层民众对体制内的反腐效果不满意，于是青睐体制外的，甚至是非法的反腐手段。

　　当然，底层民众的这种反腐心理有太多的副作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不能成为反腐的法理依据。像不雅视频类的反腐手段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反腐作用，但是，它终究不能成为法理上的依赖手段，民众也不能依靠千千万万个“赵红霞”来刹住腐败。

　　重庆不雅视频案件再次印证了官员特权的广泛存在。在本案中，涉案的官员都是自己所在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有的官员还是党委或行政的“一把手”。正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演变为特权，或者有演变为特权、谋取非法利益的潜质，所以，他们成为不雅视频偷拍和非法要挟的目标。他们手中的权力显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因而太有诱惑力，作为体制内的官员，他们想把权力变现，而体制外的人则想借它谋利，内外联合设局，权力变为特权，特权变为到手的房地产、投标项目和非法利益，到头来，有的局侥幸隐藏，有的局东窗事发，而重庆不雅视频案件则“不幸”成为众矢之的。只要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这样的案件就会时不时地出现，中国人对“制度性衰败”的质疑就会持续，各种反讽性的愤怒、调侃、嘲笑也会反复映入眼帘。

　　由于特权的存在，官员的道德标杆作用也被多重否定。不论在党代会的文件、官员选拔任用条例上，还是在各类大会、小会上，执政党都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官员选拔任用最为重要的依据，而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都经过此类选拔程序，能被选上的，都被认为具备了很高的道德水平。如今，不雅视频案件反复曝光了官员的情色交易，也使官员头顶的道德光环被一扫而光，官员的道德标准也因此遭到了重重否定——以权猎色，是官员道德标准的第一次否定；以私下的权色交易背弃公共服务职责，是官员道德标准的第二次否定；以官场内的潜规则处理权色交易，背弃法治规则，是官员道德标准的第三次否定；以依法查处案件为由，干涉或威胁公民的合法监督权利，是官员道德标准的第四次否定。

　　自诩为社会领导者、人民公仆的官员，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整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他们到底想把整个中国引向哪里？他们是否为时下中国的道德沦丧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又给整个世界传播了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形象？

　　有了如此多没有底线的官员作为“榜样”，就有了许多民众的学习与效仿，也就有了没有底线的戏谑与调侃，对“反腐英雄”赵红霞的“赞扬声”也就会一浪高过一浪。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赵红霞如果成了“反腐英雄”，那么只能说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再一次被突破了，而突破者竟然演变为许多民众。一个最喜欢讲道德的中华民族，竟然一次又一次地亲手颠覆自己设定的道德标准，这实在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悲哀。

　　特权管不住，道德无底线，人心动荡不安，改革陷入僵局，刻画出了时下中国的焦虑现状。如何突破僵局？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焦急地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呼唤宪政、法治规则的真正建立和运行。只有进行宪政、法治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使道德的底线不被大面积地突破。

　　2013年，《炎黄春秋》杂志第1期刊登的新年献词题目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其中就讲到，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就应当将现行一切违反宪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一致”。具体的措施很多，例如“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或者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者将宪法司法化”。落实宪法、法治规则，其实是从根本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设计，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

　　如果这一制度设计能够深入人心，运行得当，那么，像赵红霞那样的犯罪嫌疑人就不会被那么多人捧为“反腐英雄”。与此同时，像赵红霞那样的公民会在宪法、法治规则的保护下打工、赚钱，养家糊口，而不会误入歧途，以自己的肉体作为交易筹码换取所谓的“提成”、“报酬”。如果像赵红霞那样的公民通过合法手段不能做到养家糊口，国家和社会也会给予她支持和帮助，使她活得有基本的公民尊严，以避免她陷入违法的泥潭。

　　当然，这些设想变成现实，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年初爆发的“《南方周末》事件”也在提醒国人这一点。许多官员、既得利益者只见眼前利益，不计长远好处，试图阻碍中国朝宪政、法治道路上走，但是他们终究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权欲、利欲牺牲品。好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越来越有勇气去争取和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宪法、法治权利。实名举报式的网络反腐事件与日俱增就说明了这一点。

　　说到底，反腐还是要靠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推行，要靠宪法、法治规则的有效运行，要靠宪政理念哺育下的每一个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权利，而不能靠赵红霞那样的反腐特例来推动。虽然，赵红霞拍摄的不雅视频被曝光，掀翻了多名重庆高官，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反腐作用，但是，她的行为却伤及了宪政理念、法治规则、自身合法权利，由此可说，她不是“反腐英雄”，她只是非宪政制度理念下催生的悲剧性的牺牲者。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