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海：该引进的不是鞭刑而是执行力

　　刑事犯罪高发怎么办？如何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的威慑力？列席广东省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贡献了一个建议：引进新加坡的“鞭刑”。他表示，还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这一呼吁。（1月30日《南方都市报》）

　　关心新加坡法治进程的人对下面两个例子都耳熟能详：一

　　是1994年美国青年费伊触犯法律被处以鞭刑，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说情也未能幸免。二是2002年12月澳大利亚人阮祥文因走私海洛因从新加坡转机时被捕，被判处绞刑。虽经澳大利亚政府五次求情，甚至以经济制裁和中断军事合作进行威胁，最终也未能保住性命。

　　法治先贤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法治需要包含两点：良好的法律和法律至上的原则。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也有鞭刑，会不会像新加坡一样，面对美国总统的求情而不为所动？如果我们也有绞刑，会不会像新加坡一样宁可损害两国关系也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从有点背景的司机闯红灯之后打个电话就能免予处罚的现状来看，恐怕不能。我们的法律在执行的时候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上级指示、人情关系、金钱开路等都能使法律“变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了鞭刑，恐怕面对的也不是所有人的脊梁骨。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我们现在缺少的，只是法律至上的原则。我们需要的是深植于人心的法律公平高于一切的认识，是超越任何职务、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影响的执行力，而不是表面上的严刑峻法。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落到实处，现行的法律框架已经足够了。如果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执行时总是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就算把全世界的刑罚都搬来，恐怕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