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行政改革将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层

　　俞可平：只有通过政改 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曾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而受到关注。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关口。今年初推出《敬畏民意》一书，就如何创建和谐社会提出“善治”概念。

　　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

　　必须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

　　只有在不同声音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共识

　　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社会共识最大化

　　极端情绪是社会共识的天敌，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容易产生和发展

　　改革、发展、稳定，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共识

　　本报评论部：我们时代最需要凝聚什么样的共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优先排列顺序。作为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治理的政治学者，您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俞可平：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共识，这个问题非常好，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交流。

　　我认为，首先是改革共识。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挑战，任何否定改革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但还需认识到，改革需要向纵深推进，更加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本报评论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把公平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一个重点。

　　俞可平：我对此也很高兴。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更好实现公平正义，使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之路。

　　第二个共识，是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当然，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并未定型，还有许多挑战，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第三个共识，关于社会稳定。对处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稳定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稳定观，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努力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推进民主法治，扩大参与权利，既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增进共识，从善于倾听不同声音、协调各方利益开始

　　本报评论部：当下中国，价值观日趋多元，不同的声音、个性的表达丰富多样。有人说，多元乃繁荣之本，也有人说，多元会影响社会团结，进而影响一些改革举措。您的看法呢？

　　俞可平：观点多元甚至分歧冲突，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很正常，正确加以引导，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更好变革的动力。

　　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迅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同时，利益分化也随之出现。他们各有自己的价值观，也需要有参与的渠道，从各自的角度影响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无权垄断真理，而应当更多倾听各种不同的社会声音。

　　本报评论部：去年，我们撰写的评论部文章里就提出一个观点，面对不同声音、不同心态，不仅要有包容心态，还要善于倾听沉没的声音。只有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团结，才能更好推动改革。

　　俞可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和群体的正当诉求还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同一个重大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看法。

　　因此，应该着力于畅通利益表达机制，让不同的声音有合法的表达渠道。要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只有在不同声音碰撞、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社会共识。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缩小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也使社会共识最大化。

　　民主与法治需要进一步推进。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合法的制度管道，使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都有权利和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公正地体现各个不同群体的利益。而法治则保证各个不同群体和个人在追求不同利益时有规可循，不致因利益冲突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也因此，政策的制定应当更加突出公共利益。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各级决策者，一定要把增加公共利益作为其首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且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做保障。

　　警惕极端思潮、僵化教条破坏社会共识

　　本报评论部：观察影响共识凝聚的原因，既有转型期价值多元带来的纷扰，也有贫富差距过大、公信力下降等原因。从您的观察研究看，当前应从哪里突破才有力、有效？

　　俞可平：前面说到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健全，是一个突破口。另外，还要解决好诚信问题。当下我国社会诚信流失严重，首先体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一些部门和地区陷入了“塔西陀困境”：无论你做什么，甚至做得很好，民众也不会信任。其次是社会信任严重缺失，典型的是“仇富”现象。

　　没有信任，就没有共识。在重建社会公信力方面，党和政府要起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来增强社会诚信。扩大竞争性选举范围、推进协商民主、增强政治透明度、提高民主决策水平、清除腐败特权、严格依法行政，这些都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本报评论部：从社会文化思潮的角度看，我们当前需要树立什么样的思维、思想，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团结？

　　俞可平：从全社会来讲，要形成崇尚理性的社会风气，阻止极端思潮和极端势力的蔓延。极端情绪是社会共识的天敌，而极端情绪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容易产生和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平等主义等，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的影响，它们是社会共识的最大障碍。必须从制度上阻止极端思维影响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从领导干部来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前我们的思想解放还不够彻底，僵化教条依然严重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一些人，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还自觉不自觉地用陈旧过时的理念来分析观察。对一些新的观念或做法，有些人不问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否有利于社会政治的进步，而首先看本本、讲教条。他们忘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

　　本报记者吴焰李强采访整理

　　【微调查·网民如何看“共识”】

　　改革仍是最强音

　　针对凝聚社会共识这一话题，11月2日—11月9日,本报评论部与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起网络投票，吸引超过5800人次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共识、共同体意识和稳定意识，是网民认为最需凝聚的三大共识。

　　而就如何推进共识，网民普遍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最有效的措施。

　　对阻碍共识形成的原因，网民对官德不修、权力寻租，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政府公信力降低的反应最为强烈。

　　尽管当前价值多元、观念多样甚至观点冲突的现象愈演愈烈，但网民普遍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经阶段，不必大惊小怪，观点从一面到千面，从一元到多元代表了社会进步，正是这样才带来了繁荣，激发了活力。[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