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公共危机群体事件 非此不能治污？

　　1月5日下午5时左右，河北邯郸市市区突发大面积停水事故。有受访者表示，停水面积大概占邯郸市区总面积的70%，市民抢水致超市水提价。在四个小时的恐慌之后，邯郸市政府在网站上发布公告，称接到山西省有关部门通报，漳河上游浊漳河山西境内发生了事故性污染物排放。为了预防使用受到污染的水源，市政府决定改为由羊角铺地下水源供水。目前供水已经在恢复中。

　　据悉，污染源是位于长治市的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因是输送软管破裂导致的苯胺泄漏事故。苯胺是一种能导致急性中毒、肝肾损坏的化学物质，如进入下游城市被人畜饮用，后果不堪设想，故此才有邯郸的紧急处置和全城恐慌。

　　事情发生在山西，尤为耐人寻味。就在四天前，媒体还报道了山西在环保领域的铁腕治理——“作为中国环保考核和环境问责较早之地，截至目前，山西省100多名地方官员因环境污染被追究问责。”在动用重典治污、将环保政绩纳入提拔标准的地方，尚能出现这样引起大规模公共危机的水源污染，中国环境治理沉疴难起，可见一斑。

　　实际上，目前的污染现状已经到了和公众福祉水火不容的程度。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的典型环境事件，基本上都是以两种悲壮的方式完结的：其一是大规模的公共危机，如2011年云南曲靖重金属污染事件，以及几乎引起了全国恐慌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与此相比，本次苯胺泄露事件还算“小巫”）；其二是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如宁波px事件，江苏启东的排污入海事件，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事件。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是事后爆发，后者是事前对抗。但也正是因为前者留下太多教训，也正是因为前者的种种提高了公众的预见能力，才有后面这种防止再蹈覆辙的激烈方式。

　　通览过去这些事件的解决过程，与污染治理相伴随的，还有姗姗迟来的司法介入，一向“无为而治”的环保部门的高调亮相，以及事发地权力层的调整置换。每一次重大环境事件的解决，都是对地方利益结构、权力结构剥皮换血般的改变，都是对企业与政府间的利益粘连的强力剥离。这种巨大的改变也反向表明了，正当渠道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之小，以及公众选择大代价解决方式的原因。

　　与苯胺泄露事件同时，另一条环境新闻也在为此佐证。新华网1月4日消息，湖北潜江经济开发区在村中建化工厂，村庄里氨气扑鼻、河水墨黑，孩子们带着口罩耳塞睡觉，几年内60多位村民因癌症死亡。据报道，当地村民曾到北京和省里反应，也引起了重视，罚了企业的款。但即便如此，企业仍在运转、污染仍在恶化，村民与企业及当地环保部门的冲突仍在发生。一方面是对民生的践踏、对民意的压制、对百姓正当权益甚至基本生存诉求的漠视，一方面是对高污染企业的监管乏力，甚至默许纵容、沆瀣一气，还有多少条河流会是下一个龙江河？还有多少个地方会是下一个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