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抓住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碰到越来越多的障碍,这些障碍需要政治发展来克服。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与经济发展相比,政治发展的风险更大,充满着更多的变数,政治发展的结果往往与预期相距甚远。很多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陷入了治理失败的困境,这促使中国在政治发展方面要思考得更成熟一些。这些失败国家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简单地引入选举竞争,扩大政治参与,以为这是个神奇药方,一吃就灵,而把优良治理所必须的其他配套药方给忽视了。结果是民主了,但得到的是劣质民主。
十八大报告将人民主体地位置于指导理论中的首要位置,这与中国共产党承诺的民主目标是一致的。这种民主是一种全面而优质的民主。要实现这种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政治竞争和参与,而是要让它们在促进优良治理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能够带来优良治理的民主,其竞争必须是自律性竞争,其参与必须是建设性参与。这种自律性来源于精英政治文化,这种建设性来源于公民政治文化。而当代精英政治文化可以通过政党建设和使命教育来培养,当代公民政治文化则可以通过法治建设和公民教育来培养。
令人欣慰的是,在整个非西方世界,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发展方面的表现和经济发展同样优异,它们尽管在具体的政治体制上有些差异,但在治理质量上是令人称道的。新加坡、台湾、韩国、日本等,都贡献出了比较成功的治理经验,其中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通过政党内部治理实现精英自律的程度相对较高。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个自律性很强的政党,它通过严格的纪律保证党员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奉献和牺牲自己。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党内的自律之网逐渐松解。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精英自律并不重要,而要依靠民主法治之类的他律。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即使在民主法治成熟的国家,仍然离不开精英自律,在向民主法治转型的过程中,精英自律则更加重要。
因此,在实现优质民主的道路上,首先需要执政党锤炼出新的政治理念,在新理念的指导下,建设一个高度自律的新时代政党。然后在此基础上,巩固法治,推进民主。这便是十八大后政治发展三部曲。
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家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个需要肯定,也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因此,现在需要的是巩固法治。中国这些年立了那么多的法,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立法。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在越来越具体的立法过程中,要防止部门利益、特殊集团的利益将法律条文拉向偏私的方向;二是要保障法律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性规则,不受特殊意志的干扰。新的政治精英团队会更加自觉地遵纪守法,他们会把这个当作人生中的重要使命,因为他们会认识到,只有自己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国民做到这一点。由此,才能产生真正的精英自豪感。
在较高的政党自律和国家法治水平上,民主发展的风险就会小得多。政治竞争就不会是那种不择手段的竞争,政治参与也不会是那种破坏性的参与。无论是竞争者还是参与者,都努力在国家治理的工具库中增加更具建设性的内容。在政党自律和国家法治均比较坚固的情况下,精英和大众都有比较强的信心在主流的民主平台上互动,这个平台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十八大报告把“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部曲就是要在人大民主为中心的民主发展道路上获得大的突破。如此下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就不仅是一个共同富裕的中国,而且是一个优质民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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