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平：空谈误国与清谈误国

　　习近平同志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引发上下共鸣。

　　这句话的由来，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专列抵达汉口火车站时，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陪邓小平在月台散步。邓小平当时有个谈话，他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如春雷一般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推动了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成为推进中国跨越发展的巨大动力。习近平同志今天讲这句话，其实也是想向外界说明，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空谈误国”一词，来自于“清谈误国”。该说法应该源自清代顾炎武先生的总结。习近平同志十八大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纵论中国历史，也曾经提过到魏晋南北朝。魏晋时代，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顾炎武“清谈误国”之说。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之风，其实是有渊源的。早在魏晋之前，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东汉时期的“夺席谈经”，都是士人间的思想学术辩论活动。魏晋清谈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清议运动。清谈后来不仅是魏晋时期士人的学术交流方式，也成了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乐此不疲的辩论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这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魏晋时期，名士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高自标置，箕踞啸歌，白眼世俗，居丧食肉，临吊抚琴，纵酒酣畅，放荡形骸。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最终影响国体和国运，确实让魏晋从此沉沦下去。晋武帝时期的傅玄曾说过，“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没想到，傅玄的“亡秦之病”一语成谶，西晋灭亡似乎验证了他“清谈误国”的论断。

　　不管怎么说，专家怎么解释，“清谈误国论”确是一种历史现象。唐太宗李世民推动主修《晋书》，其目的就是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他其实最想总结的，就是魏晋没落的原因。因此，唐修《晋书》就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称:“清谈之祸，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未已也。”顾炎武在评述正始之风时，也称“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当然，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称清谈未必误国。但是，清谈之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于国体国运有无益处，是很值得后人好好研究的。

　　我的看法，清谈也好空话也罢，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社会风气。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正面临历史的重大机遇转折。我们再也不能空谈，坐而论道了。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官场，是不是确实存在假话空话之风呢？看看我们的会议，看看我们的发言，看看我们的报纸，看看我们的文章，空话确已成为一大时弊。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真干实干苦干。我认为，提倡实干兴邦，有两层基本含义：第一，有方向，不争论，埋头干，想明白的事情，就要认真去做。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第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我们一定要反对政府官员陷入到清谈文化之中，防止政府官员只会“空谈大义”，而不愿意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我们坚信，全国人民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定能早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提出，对当今中国确有重大的时代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