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政社分开 解放和充分发挥社会活力

　　十八大报告中在论及“社会建设”时，有这样一段话：“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这是“政社分开”这一概念，第一见于党的最高层次的纲领性文献中。

　　早在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迟福林、徐永祥,等等）郑重地推出了一个新概念“政社分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于政企分开，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个独立的“市场”部门（或者叫“现代企业”部门）终于站起来了，这可能是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深层次的“秘诀”。作一个理论假设，如果有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第三部门或社会组织）也能够站起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也会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呢？

　　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企业改革和经济增长的事。当我们的经济增长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的时候，就必然会对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社会领域的改革跟不上，具体而言，就是老百姓在社会领域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或曰老百姓的社会权利不能实现的时候，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果很可能会异化甚至走向其反面。

　　要在社会领域产生与经济增长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积极变化，就必须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革。从国际上社会政策理论的近期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也从中国20多年的改革实践看，一个能够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社会领域”，可能也应该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部门”。

　　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这就是说，社会是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功能的。社会要健康有序的发展，其主要的动力应该来自社会内部，即社会的需求。有了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就会产生满足需求的动机，就会产生满足需求的行动，社会发展的“依据”就是来自这样的动机和行动。这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在实践中，常常就是以社会为本。

　　如果时时事事政府都要介入，都要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反倒成了隔靴搔痒。因为社会的事情让社会去办，社会首先就会认真评估是否真有需要，确认后再根据需要去组织动员和统筹资源，然后利益相关者和公益资助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同心同德地办好“自己的事情”。如果用行政手段去介入管理，政府的动机，尤其是“政绩冲动”，就成了首选，而社会需要很可能会被忽视乃至漠视。其次，行政化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按行政区划的层级去“执行”上级指令，这种管理方式常常是“一刀切”，往往跟基层的实际情况与需要并不相符甚至发生冲突。所以，用行政化的方式去管理社会，实属不明智，常常是吃力不讨好。

　　社会既然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社会的事务让社会自己去办是最明智的方式。前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当年在倡导社区服务时说过：“凡是社会和群众可以做的就尽量放手，做不了的，就由政府按照行政程序来承担”。当然，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对社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以讲求专业性为主的社会组织为经线，以讲求可及性为主的社区为纬线，我们就可以织就一张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大网络。

　　在社会领域，我们要向“政社分开”的方向去改革。现在有一种说法：过去强调“政企分开”，说政府不应该管经济，而应该去管社会；如今又说要“政社分开”，那么，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政府管社会，还有个怎么管的问题。如果把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比作下场比赛的运动员，那么，政府就应该当一个严格执法的裁判员。政府一定不能下场打球，一定不能成为利益攸关者，一定要持中立的、公正的立场。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在一个具有共识性的规则和秩序下，保证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