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新政治生态下的政治改革

　　社会政治参与需要制度化

　　必须意识到，在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政治参与会继续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中国社会存在着高度的政治平等精神。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等级制度，也没有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精神。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成长，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穷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仍然居多，社会的政治参与往往体现为非理性，甚至充满暴力。第三，社会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加上信息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政治期待持续提高，也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第四，社会参与也经常表现为无序的参与，一些人通过正常的渠道，而更多的人则通过非正常的渠道，例如通过制造事件来“参与”政治，无论是像游行示威和群体性事件那样的有形事件还是像谣传和揭露丑闻那样的无形事件。

　　就是说，中国式的社会政治参与远没有制度化。非制度化的参与经常给政府带来莫大的压力。这要求政府拥有更大的能力来应付社会参与。社会层面的情况也说明了国家层面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来自社会的压力。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社会无序的参与，那么社会政治的稳定很难得到保障。这方面，中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学到很多深刻的教训。

　　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意味着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基层设计。没有基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人们经常说，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同样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基层就有什么样的顶层。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两方面需要互相配合。在很大程度上说，基层设计并不见得比顶层设计来得容易。如果说顶层设计涉及到的是党内民主，那么基层设计更多的是关乎“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一个危险的现象是，各种“隐形”政治力量或者特权阶层都深居“城堡”，操纵着国家政治，而对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深化到了什么程度毫无感觉。而执政者既无法超越也无法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怨恨，只能救火，而无能通过改革而解决问题。如果顶层和基层、政府和社会继续脱节，必然最终造成中国数千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的革命局面。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既得利益集团还是社会都会成为受害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觉到这样一种悲剧的可能性，但执政党内部的各种利益都在忙着增进自身的利益，还没有想着如何建设一个有效的行动团队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