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羽：“没有天生的刁民”是官念的更新

　　来源：信息时报

　　汕尾唯一的十八大代表、市委书记郑雁雄，在谈及征地拆迁时说：没有天生的刁民，只有刁官，害得人家变成刁民。比如有一个地方平均一平方米49块钱的补贴，到农民手里只有5块。

　　听惯了刁民说，乍一听刁官之说还有点不适应。这样的认知和判断不仅是对刁民的重新认识，而且也反映了一种“官念”上的纠错和更新：刁民的产生有其原因；刁民与刁官相比，后者更可怕。

　　在很多官员的“官念”里，那些包括正当伸张自己权益的“找麻烦”的民众，一律被称为刁民。当然，不排除一些人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故意生事，以图利益最大化，这恐怕是刁民的真正所指。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这样的人在完善的制度面前也折腾不了多久、多厉害。很多所谓的“刁民”其实有其苦楚、有困境，他们需要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和抚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制度的解决和官员的重视上。虽然，他们也在给官员“找麻烦”，但他们的麻烦其实是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些因为利益受损而表达诉求的民众，一些官员习惯于以刁民视之、称之，简单地认为提要求就是生是非，提标准就是舍大局，就是给中心工作找麻烦，就是不折不扣的“刁民”。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让他们在面对“刁民”时缺乏认真接待的耐心。自然，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难免显得粗暴，在对待他们的诉求上难免显得冷落。

　　难得的是，汕尾市委书记认识到“刁民”的产生有其原因和背景，这就意味着在面对“刁民”时，官员愿意俯下身去倾听“刁民”的心声：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成为了“刁民”？有了这种态度的改变，也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坦诚。这其实是在给“刁民”去色彩，是在给“刁民”恢复身份。任何时候，标签化的结果都必然是以偏概全，或者简单认知，在对待“刁民”时这个常识也成立。

　　尤其难得的是，汕尾市委书记意识到了刁民和官员的关系。很多时候，刁民之所以产生，原因恰恰与一些官员的表现有关。比如，在其所列举的拆迁问题上。如果他们是刁民，原因也只能是一些刁官的贪婪让他们走投无路。

　　本来，无论是民还是官都处于制度的约束之下，刁民和刁官产生的概率都应该不大。但现实是，刁民会有，刁官也会有。特别是，当制度在对待民众和官员的制约上有所差异时，刁民产生的概率其实没有那么大——违反制度按照制度处理即可，哪有那么多牛逼哄哄的刁民？从这个角度看，汕尾市委书记的判断无疑切中了现实问题的病灶，让人们看清了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