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户籍改革不能耽于成本小算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称，地方政府反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因，是改革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也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元到50万亿元的成本。（11月12日《京华时报》）

　　一纸户籍在，权益万重山。从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布算起，“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人口统计指标上的“隔河相望”已经半个多世纪。城乡户籍差别背后隐含的权益鸿沟多如牛毛，从社会地位到收入标准、从子女入学到劳动就业、从医疗卫生到社保福利，乃至高考、升职、培训等。正因如此，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过半，也尽管小城镇户口早已理论上放开多年，核心症结仍未纾解。

　　一方面，2011年我国进城打工者总数已经超过2.5亿，而对于未来十年融入城市的期待，60.2%的受访打工者的诉求仍只是一个“新市民”的身份。在他们眼中，成为新市民的三大标准是：同工同酬，享受城市福利，有城市住房。另一方面，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去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人户分离人口指的是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户籍，成了改变或固化社会格局的支点。

　　户改长期“只闻楼梯响”，一个悲怆的现实就是：身份社会的背影仍未走远。2012年两会，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其中提出的分类明确了户口迁移政策、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等内容。改革棋至中局，方案呼之欲出，遗憾的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一次调研中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反对的意思很简单，譬如社科院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至50万亿元的成本（这还是不计入通胀、只计入城市福利的保守数字）。只是，户籍改革能耽于地方成本的小算盘吗？

　　一者，抛开煽情的“青春贡献”云云不谈，地方部门在打好小算盘的时候，恐怕也不能忽略因为人口涌入而带来的额外收益。譬如近日，多个城市相继推出了供地计划，土地市场持续升温。仅10月份，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10个主要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合计超过400亿元。如果没有数亿的进城打工者，仅仅靠城市户籍人口自然增殖，能催化并支撑出如此庞大的土地财政的蛋糕吗？土地溢价来自于供求关系，离开“农民工进城”的滚滚大势，原来的城郊或农村何以摇身变成今日各色“新城”？

　　二者，户籍制度造成城市新的二元结构，已经衍生出诸多问题。譬如研究发现，在一个地方，没有当地户籍的人比有当地户籍的人，对政府、社会的信任程度更低。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每年多“市民化”1000 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 个百分点，而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反过来说，推迟“市民化”进程，对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长远的“负能量”。

　　三者，以户改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义不容辞的权力责任。无论是2011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还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都将户改视为推进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重点，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将与户籍逐步分离”的目标。

　　户改自然会有成本，但如果因为眼前的成本而积蓄更多的矛盾与困难，简单的事情也会千头万绪。收入分配改革也好，户籍改革也罢，这些“硬骨头”不啃好，体制改革就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