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清醒认识和驾驭改革的三大规律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同时，也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任务、漫长的发展过程。

　　纵览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运行轨迹，我们发现，在其运行态势、成效命运、潮涨潮落的背后，实际上有三大规律在起作用。尤其是周期性发展规律，很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和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了这三大规律。到现在来看，这三大规律被充分证明，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一直发挥着作用。

　　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充分注意这三大规律的影响和作用，科学回答这一规律正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因势利导，自觉运用和驾驭这三大规律，积极引导改革开放走向新的高潮，而不要被动无奈地滑向低落。

　　一、改革的自觉有序性规律

　　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变革的新形式。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是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因此，是一场主体自觉性运动。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地进行的。因此，社会主义改革首先和基本的规律，就是自觉有序性规律。

　　自觉有序性规律包含着两层内容：

　　第一层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是改革的自觉性。就是说，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自觉地认识到传统体制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由自身提出的要求；改革的主体力量就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即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改革者来说，改革的目标是自觉的、明确的，而且是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一致的，即是要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改革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它不是任何个人的盲目行为，而是改革主体一系列具有自觉性的行动。

　　第二层内容，是改革的有序性。就是说，改革作为一种主体自觉性的运动，必须在相对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具体说，改革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有比较周密的计划、方案和行动的部署；改革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的各项内容及其顺序和实施时机，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要求，不能一哄而起；改革必须有组织地进行，不能随意放任、各行其是，更不能搞无政府主义，同时，也要鼓励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改革的主体自觉性，决定了改革的有序性。或者说，改革的自觉性，必然要求改革始终保持有序化的状态。自觉性和有序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自觉有序性规律的整体。

　　改革的实践证明，自觉有序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任何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自觉有序地进行的。这种自觉，部分是来自于理性的自觉认识，根本上是来自于实践的强烈要求。总体上，都是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从而使改革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和理性的行动。

　　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大都是在自身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甚至像中国那样遇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后，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才逐步走上改革之路的。这种状况，能不能说“自觉”呢？答案：是。这虽然是某种被动的“自觉”，但同样是自觉有序性规律的表现，甚至是一种主要的表现。传统体制的弊病，社会发展遇到的挫折，使得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惟一出路。在改革启动之初，对于执政党和领导者来说，这种改革多少有点“被逼无奈”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改革都是在执政党和领导者们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之后才真正启动的。如果执政党和领导者们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就不会启动，任何自发性的改革尝试也不会得到支持，改革也就无以进行。随后，在改革的进程中，如果执政党和领导者们失去了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改革也难以继续下去。所以，自觉的认识，是改革得以启动和发展的基本的和前提性的条件。

　　除了自觉，有序，对于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改革本身意味着对旧体制和就秩序的冲击，是一种“非序化”的行动。但是，这种对旧体制和就秩序的否定和冲击，都是也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如果超出了这种限度，改革自身就会失序，社会就会混乱，执政党和领导者们也不可能容许。不管处于什么原因，改革都会停滞甚至倒退。

　　所以，不自觉便无以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序。违背了其中任何一个要求，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会导致混乱或灾难性结果。

　　那么，有没有执政党和领导者们的认识落后与实践和群众，缺乏对于改革的自觉认识，从而不愿改革和阻碍改革呢？这种情况当然是有的。而这种状况恰恰证明了改革必须是自觉的。自觉了，才会实行改革；自觉了，才能坚持改革。反之，不自觉，就没有改革；不自觉，就不能坚持改革。因此，改革的自觉有序性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违背了这一规律，改革就不可能得以启动和坚持下去。

　　在新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和深入下去，依然在于能否自觉。自觉，就能坚持，就能深入，就能不断发展。

　　二、改革的整体性协同规律

　　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某一领域和某一方面的完善和修补，而是对传统体制的全面改造，是从宏观的微观的全方位综合治理，是对社会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的深刻变革。参加改革的是整个党及其领导下的千千万万人民，是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的人们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改革大军。因此，改革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制约和决定其运行状态的基本规律之一，便是整体怀协同规律。

　　改革的整体性，表现在每个领域、每个部门的改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个区域的改革也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在空间上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各领域、各部门各地区结合而成的改革整体，具有任何子系统所不能取代的整体功能；每个部门和局部的改革都不能脱离整个系统，而整个系统的改革又影响和决定着部分和局部的改革。

　　改革的整体性决定了改革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协同关系。即各部分的改革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互相配合，在规模和速度上保持大致均衡的关系，既要有重点突破，又要有整体推进，各部分之间互相呼应，协同运动，使改革沿着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协同，不是静态的平衡，而是动态的协同。而且这种整体的和谐、匀称、协调的状态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需要通过自觉的调节、控制和协同的方式才能形成。如果不能自觉地实行协同，改革就不可能有序、稳定和持续地进行。

　　这种整体性协同规律，如果用图表表示，是一个“向心——辐射模型”。它对改革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有如下要求：

　　一是坚持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围绕经济改革进行，实现经济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协同。只有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和取得成功，其他改革才能相应推进和取得成功。其他改革都要面向中心，服从和配合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要主动向外辐射和输出能量、要求，积极推动和开展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形成万紫千红的局面。中心与外围，互相作用，互相配合。主次关系不能颠倒，也不能脱节。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最重要的改革牢牢抓住不放，同时相应地开展其他领域和方面的改革。而其他一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或转向，与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大有关系。

　　二是坚持谨慎而又果敢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协同。在“向心——辐射模型”中，政治体制改革不处在中心地位。与其他改革一样，它也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受经济体制改革支配，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如果颠倒这个关系，改革就很可能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虽不在中心，但作为上层建筑，却处于一种层高临下的态势，并且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的命运。政治体制不改革，或者失败了，都可能对经济体制改革或其他改革产生致命的影响。

　　如何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是整体性协同规律中最需要处理好、但也最难处理的一对关系。经济体制变动了，必然要求上层建筑进行变动，这是基本常识。但问题是怎么把握这种变动的关系和程度。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相适应。但是不是同步关系？很多人都认为是同步。但其实，只能是有限同步，或适度“错步”，而不可能完全同步。某些个别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早于经济体制改革外，多数政治体制改革则会稍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从整体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保持“慢半拍、浅三分”的关系。慢一点，浅一点，就比较顺利；如果同步、甚至超前，改革的难度就会成倍增长，甚至导致翻船。当然，也不是过于滞后。过于滞后也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

　　三是坚持在各项改革的周围形成一种改革的“意识场”，以无形的方式促进改革的整体协同。场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如磁场、引力场等等。它不是实物，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客观存在，充满于整个空间，并具有传递相互作用的能力。用场论看改革，围绕着改革，也存在一种“场”，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场，我称之为“意识场”，即由人们的思想观念所组成的意识环境，包括对于改革的认识和态度，也包括其他有关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观念意识。这种“意识场”，处在“向心——辐射模型”的最外围，但对改革却起着潜在的但却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如果围绕改革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向上、开拓、创新的意识场，改革就能在一种较好的意识和舆论氛围中进行；反之，如果围绕改革的是一种消极、无为、软弱、保守、冷漠、僵化的意识场，那么，改革的生气就会在冰冷的氛围中湮没。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全党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的一路推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指导下，全党全社会形成了一种上下同心协同改革的意识场，使改革开放得以在良好的氛围中进行。

　　当然，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也正在出现和弥漫开一种“改革疲劳症”。对于改革的质疑之声加大，坚持改革的热情下降，推进改革的动力减弱。这种“意识场”的变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将会产生不可轻视的消极影响，必须及时给予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