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晖：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终需法律来支撑

　　11月9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参加十八大报告讨论时表示，从根本上说，领导干部要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不是靠个人管，而要靠制度。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还不够，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11月10日新华网）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就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至今没有出炉。1995年，中央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10年进行了修订，将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也列入了报告内容。

　　今年以来，淮安、徐州等地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或在网络上公开“晾晒”官员家庭财产，引起了社会热议。然而，他们还不是财产公开的先行先试者，新疆阿勒泰早在几年前就开全国官员申报财产公开之先河。但是，这项制度却因强力推行者的逝世而突然夭折。一些地方试水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不是先天性不足、后天性乏力导致无疾而终，就是遭遇重重阻力导致半途而废，就是过分依靠个人力量导致“人走政息”，缺少可持续性，难以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法律支撑。

　　综观各地实践，推行官员财产公开之难，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产公开的范围和对象没有明确，执行中模糊性较大，干部和群众都有异议。什么级别的干部要公开？在什么范围进行财产公开才合适？都些疑问还有待制度设计者进行完善。二是申报公开的财产没有核实，存在未知多少的虚报和瞒报的现象，公众对这种“水分”式的申报极具反感。广州“房叔”蔡彬瞬间倒下即为典例。新疆阿勒泰在公开官员财产信息后，上千名官员在接受礼金栏都填写“零”，引发社会广泛质疑。三是缺乏责任追究机制。财产申报的虚报和瞒报者很少得到处罚，同时，在官员进行申报的过程中，审查者的责任追究也没有到位。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作保障，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只能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落实在口头上的虚设。

　　作为反腐倡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可行性自不待言，关键在操作层面。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是“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必然涉及到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的利益。自己屁股不干净，必然会反对制度的实施，害怕由此殃及己臭。因此，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推动制度的实行绝非良策，反而成为当地政治环境不健康的明证。

　　今年5月，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探索和出台地方性法规的改革诉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力求实现上层的设计与推动，突破制度瓶颈。在现实的情境下，我们期待广东的探索经验能带动由点到面的全国性的改革，走出一条具有标本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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