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改革回应透视

　　世界都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的政党，会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引向哪里。中共会怎样回应各个界别发出的改革呼声？总体看，执政党的改革回应是一个复杂斗争的综合体

　　2012年11月8日，全世界都在紧盯中共十八大，尤其想知道报告文本的真面目，因为，全世界都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的政党，会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引向哪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想知道的是，中共会怎样回应各个界别发出的改革呼声。虽然，现在文件的正式文本还没有公布，但是，文件的总体框架和精神已浮出水面。

　　中共对执政合法性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报告文本中强调的是一种革命历史传统的继承，到今天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毛泽东的作用是打下了政治根基，邓小平的作用是提出了改革开放之路，江泽民的作用是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胡锦涛的作用是把道路布局更加具体化。四个时代的负责人，形成了中共历史传统的承前启后，意在告诉世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在于历史的传统，这也暗含中国人敬畏历史的民族文化心理。

　　有了历史合法性的自我确认，也即中共常说的“历史的选择”，执政党还不忘记的是所谓“人民的选择”。只是在叙述这个选择的时候，有些含蓄和回避，只是在文本中说“人民主体地位”，“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这与此前改革呼声中“权为民所赋”的执政权力的来源确认，还有一定的距离。

　　由此可见，文本重点说“历史的选择”，含糊说“人民的选择”，不言而喻地告诉世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也就是说既成事实的掌权过程已经历了四个时代、60多年的历史。有了这个自我确认，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共如何回应改革呼声了。从这两个“选择”来看，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好像已经很稳固了，但是，文本中还是在反腐败部分的叙述中说明了自己的隐忧--如果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其实，中共很明白，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不是一次性的，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选择，最坏的结果就是其担忧的“亡党亡国”。如此，执政合法性的逻辑叙述才算完整，只是民众需要绕着弯地去读、去想、去联系。

　　既然，中共觉得目前的执政合法性还算稳固，那么，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摆一些回应改革的姿态，具体做一些符合改革意愿的事情，保持这种执政合法性，用它的话说就是“增强执政能力”。在许多中共党员的心里，在当下能回应改革呼声，就是执政合法性，当然，这有点忘记权力源头的意味。

　　不管怎样，执政者能回应改革呼声，对普通的民众还是有眼前的好处的。例如，文本中所说的“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是对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原则的最新确认。有了这“两个凡是”，民众在实际生活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有了尚方宝剑。

　　文本中把法律与特权的关系也说得很明白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对有法治意识、又遭遇特权压迫的民众来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凭据。从保守的现实意义上说，持宪政民主、法治国家主张的人士也可以利用这个起点，因为，“任何组织”的表述已给执政党戴了一个法律的紧箍咒。当然，想把执政党的权力置于法律的完全约束之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本中也浓墨重彩地把人大和政协的地位给凸显了。“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等表述，是对近年来增强人大代表监督职能呼声的一种回应，只是距离呼声中的“专职人大代表”改革需求还有一些距离。人大的地位提升了，政协的地位也跟着有所提升，建立“协商民主制度”也是对近年来学界“协商民主”讨论的一种回应，只是这种制度的真正建立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对于近年来民间反抗环境污染事件的回应，文本把“生态文明建设”当做一个新的章节论述，而且还与所谓的“四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这说明辽宁大连石油泄露事件、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事件、江苏启东反对排污项目事件、浙江宁波反对PX项目事件等，都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从民众维权的角度来看，民众维权的效益已在文本中体现了，只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还需要民众有敏锐和坚决的维权意识和行动才可以慢慢实现。

　　在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上，文本把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作了新的解释，意在和中共的新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对接。针对各个企业发展主体，中共的意思明了，国有企业要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民营企业要在争取“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与国有企业进行竞争。

　　在回应经济改革呼声的问题上，文本还是少了点新意，说明中国企业在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获取上，还处在比较粗放的阶段，“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需要长久的努力。但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中共已经明确了路径选择，即“城乡发展一体化”，说明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生活，只是，他们的平等市民待遇要实现，还有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农民变市民的各种相关配套改革，肯定会成为未来呼声最高的选项。

　　对于中共党内民主改革呼声的回应，好像也缺少亮点。目前，中共已有党员8260多万人，而且越来越多的基础党组织覆盖到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如此成分、利益取向复杂多样的人进入了执政党内，加速了执政党世俗化的演变，而与执政党提出的先进性、纯洁性要求背道而驰，所谓的党内民主与事实上存在的利益侵占面扩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是一个未完成的研究课题。此外，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如何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也是一个很难弄清楚的课题。党内民主进行得不顺利，执政党也没有动力去推动社会民主，因而，在未来，中国的民主改革呼声还会更强烈。

　　在文化改革呼声回应方面，执政党终于提出了“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并隐讳地给了12个选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需要民众的筛选，或再次创造。核心价值观，太多了不好记，太少了，好像又不符合执政党求全的心理，何去何从，得在实践中交锋、共识。

　　对港、澳自治问题上，中共用“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来统领两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只是，两地民众多少对此有点警惕，因为，他们担忧太多的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侵入。对台问题上，文本没有多少新表述，维持现状是两岸的当前默契。对外战略，执政党还是坚持和平主线，这多少有点给那些好战人士泼冷水的味道。当然，建设一支有巩固国防能力的军队，还是会给军方人士施展才能的舞台。

　　总起来讲，已经公布的文本表明，执政党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在众多派别的斗争、妥协和共识中，作出了一些回应改革的姿态，提出了不少改革举措，这是很难得的。毕竟，执政党掌握着最大的改革资源，没有它的积极参与，改革的成效是很难期待的。同时，执政党对于许多热点改革问题的回应，还不是那么明显，给出的措施离民众、学界的期待还有一些距离。一句话，执政党的改革回应是一个复杂斗争的综合体：既有原则性、渐进性、现实性特色，又有粗略性、保守性、时代性特色。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为“锋语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