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女婿十条准则”背后的择偶困境

　　近日，热播电视剧《新女婿时代》将女婿和丈母娘之间的矛盾再次摆上桌面，剧中关于选择女婿的十条准则更是引发观众热议，剧中引入“国民女婿”这一全新概念成为近期最热的社会话题。挺女婿派认为女婿不能靠定制，挺丈母娘派则觉得为难女婿都是为了孩子好。

　　当前，丈母娘现象已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婚恋关键词。丈母娘作为女儿婚恋的“把关人”，总是希望女儿嫁一个品貌双全、丰衣足食的好人家。“史上最牛丈母娘”也好，“女婿十条准则”也罢，都不过是丈母娘对未来女婿的一种角色期望。

　　从古至今，婚姻都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体行为，它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备社会属性。在“女婿十条准则”中，既有“相貌端正”等先天赋予的自然属性，也有“工作稳定、年薪八万以上”、“婚前购买100平米以上房屋，全款付清”等社会属性。换言之，婚姻不仅是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也深深地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是两个家庭乃至家族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与拓展。

　　只不过，在定量与定性的模糊边界里，在严苛还是宽容的复杂关系中，“女婿十条准则”引发热议也就在所难免。不论是“婚礼要盛大，车队要长”的炫耀性消费，还是“逢年过节就回娘家”的利己主义，抑或是“每月工资上交，不要隐蔽”的权利让渡， “女婿十条准则”难免会沦为舆论鞭挞的靶心。

　　在“女婿十条准则”中，有六条直接和财富勾连。当情感和婚姻作为一个标识经济阶层的工具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再获得和享受“纯粹”的情感生活。当情感成为苦涩的果实，当婚姻成为抽象的符号，又到哪里安放我们的情感？

　　当丈母娘的角色期望和未来女婿的角色扮演脱节，角色距离导致的心理落差自然会引发丈母娘的不快；当情感本位遭遇现实考量，女儿、女婿往往都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因此，我们在承认“女婿十条准则”良苦用心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和订正。毕竟，“更好的生活”不能只有量化的物质标准，也不能一味地去追求物质保障。（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