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南京大屠杀言论引风波 终九年在华生活

　　1984年出生的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在中国生活了9年，并在这里开启了他的人生事业，如今他虽要远赴美国，但他说，“我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我的命运就结束了，是吧？”

　　本刊记者刘炎迅

　　7月26日这天的北京，阴沉沉的，闷热，随时可能从厚实的乌云里落下的雨水，就像阁楼上的第二只靴子，让人有种焦虑的期待。

　　此时，加藤嘉一坐在东三环建外SOHO的某处咖啡馆里，隔着玻璃窗望着北京。这个1984年出生的日本青年，在北京住了9年，即将在8月6日离开，去美国哈佛大学做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如果不是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里的“失言”风波，他在中国的生活可谓“完美”谢幕，当时，他正忙碌着中国的校园巡回演讲，并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结局：最后一场演讲结束后，在公众面前大哭一场，以示告别。

　　但风波“偶然”而起，就像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大雨，麻烦因而产生，甘肃省教育厅发出公告，拒绝他即将前往甘肃的高校演讲，他于是提前打道回府。

　　“我更愿意他们说我是忍者”

　　“有人觉得你是个人精，你对此反感吗？”面对《中国新闻周刊》提问，加藤一愣：“人精？”他似乎不太熟悉这个汉语词汇。

　　听过解释，他笑着说：“我更愿意他们说我是忍者。”他随手从单肩包里拿出一本小书：《武士道》，“忍者就是武士道者。”这是他喜欢的书，作者是新渡户稻造，加藤强调似地补充：“就是5000日元上头像的那个人。”

　　这本书里阐释了武士道精神：武士、正义、道德，还包括忍耐，宽容。

　　7月24日，他阔别两月后重回北京，写下《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一文，“忍耐，忍耐，忍耐。”

　　那时是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演讲完，加藤继续全国巡讲，照计划，他将从内蒙古经北京，然后去青海民族大学，接下来是甘肃农业大学，最后一站是西安翻译学院。可刚到青海民族大学，就有人告诉他，有人在网上骂你了，还在微博里@了甘肃省教育厅，你的校园行要受阻了。

　　听到这话时，他正在这个高海拔地区参观寺庙，四周很静，有些缺氧。甘肃农业大学随后果真与这次演讲的主办方联系，说要先看演讲稿，再后来干脆发了声明，活动取消。

　　离他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西安如此接近，但他却无法作这场主题为《最后的一课》的演讲，他本打算脱稿讲讲过去这9年岁月，“我一定会哭的，我这个人很容易哭。”

　　但风波平地起，他最后一哭的机会没了，那天他很失落。他独自在酒店里，第一反应是，“会不会给日中关系添麻烦？”

　　在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里他曾说，每次出门，母亲都会关照，“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是大和民族的行为模式，一切都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为原则，所以很压抑。

　　“我的压抑，唯一的出口就是跑步，你看我现在这个心路历程，言行不能太随便了。现在只能跑步。”

　　在华9年，加藤常活动于中日两国的不同企业和机构之间，受了不少夹板气。不过，如今回顾时他反而有些欣慰：“我不希望成为一个没有争议的人。我希望我的人生是特别好看的故事。这样来想，这次南京的事儿也不算什么。”

　　两个多月间，他也有所反思，武士道里有一个词儿叫克己，“但那次在南京，没克好”。

　　引发这次风波的是一个随意的问题：“如何地找到历史的真相？”他便随手举了南京大屠杀的例子：“当年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每个人说得不一样，每个历史学家说得不一样。我也不明白，什么叫真相。”

　　如今他想，如果换个例子，比如说，二战期间日本对外发动战争，到底是谁的责任？有人说是天皇，也有人说日本的文化特性，战争结束60多年后，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什么叫历史真相？结论依然无法轻易得出。

　　这起风波后，他几乎停止了一切中文写作，回到日本“给自己放个假”。

　　重回中国后，他没有选择平静地离开，而是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

　　“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我跟中国命运共同，如果中国贬值我也一块儿贬值，你看我现在到美国，到日本，到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伦敦，他们要听什么？他们要我说是我什么？他们要听的并不是3.11地震之后的日本，而是今天的中国。”

　　“最困难的时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国老师劝我，"嘉一，你暂时什么也别做，从公众眼里消失一段时间，这对你来说是有必要的。忍耐一下，你会成为更有力量的人。"”

　　“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到厌烦。”加藤说，“但如果读者认真地读，可以感觉到，我甚至比很多中国人还爱中国，而且这种爱，我是用行动来表达的。”

　　即便去了美国，他的研究还是与中国有关，“我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我的命运就结束了，是吧？”

　　“不勤奋，你就被社会遗忘”

　　加藤很早就想着要出国留学。

　　他身高1米83，比大多数日本人高，个性也比较直率，这让他不太受周围人的喜欢。所以他从小喜欢看地图，想着有一天是不是可以向外走。高中时，他很想将来能到联合国工作，认真地学习了英文，从高二起还跑到大阪一家贸易公司做日英翻译，边打工边上学。

　　2003年，他18岁，高中毕业，正式踏上了留学路。家里穷，无法去欧美，他于是选择了北京。

　　他觉得自己“跟语言合得来”。这一点在他到了中国后也展露无遗，几年下来，他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带点京腔的中文，还能用中文写作，在媒体开专栏。

　　他的第一篇文章投给上海的一家杂志，主题好像是《我从小的人生观》。文章被刊发了，不过编辑帮助改了许多，不只是语法，还有表达方式、段落等等，但主题没改变。

　　加藤从此开始给中国媒体写专栏，还常给都市报写一点很短的“老外说话”之类的文章。在媒体编辑看来，加藤“挺软弱”，让怎么改就怎么改。他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笑容：“你毕竟在中国的语境下写的，又不是日本，你抱怨这被改了，那被改了，那你干脆不要写了。”

　　2008年3月，加藤在凤凰网开了博客，5月时，偶然经朋友推荐，他看到了FT中文网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于是写了个读后感，发给了文章后附的电子邮件地址。在邮件里，加藤自我介绍：“我是个日本人，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在北大读书，其实我也爱好写作，我在凤凰有个博客，如果你有时间和兴趣可以看一下。”

　　很快，作者魏城回了信：“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以撰稿人的形式给FT投稿。”

　　加藤首先连着写了三篇：《北京人为什么会闯红灯》《一个日本人看胡锦涛访日》和《一个日本人看四川大地震》。

　　“写到这里，他们说，开个专栏吧。”就这样，加藤嘉一的《第三眼》诞生了。这也成了他的“节点”。

　　那一年，他23岁。几年里，加藤写了几百篇，其中很多都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比如关于高铁和刘志军的文章。

　　一直以来，他用中文、日文、英文，平均每月写25篇文章，同时还在撰写3至5本中日英文的专著，此外还要讲课，调研，做政策咨询，参与电视节目，还要跑步。

　　他坦言，自己的写作，大多不会“特别强调左右不同”，而更多从生活细处入手。当下的中国，左的，右的，年轻的，海归的，走资的，毛派的，非常复杂，“你如何跟这样一个没什么整体的，没什么核心的中国人打交道，哎，我觉得首先你得更加有策略。”

　　他不仅给《南方周末》写，也给《环球时报》写，这是两份被认为价值观相左的媒体。不过加藤说，他与《环球时报》的价值观没什么不同，虽然他更认可《南方周末》。

　　“我和《环球时报》的编辑们关系很好，总编辑胡锡进先生，我发自内心地尊敬，他很不容易。”但有时，他也会拒绝一些命题作文。

　　南京风波前的5月9日，加藤写了篇题为《感受疼痛》的文章，说：“为什么同时要做这么多，明知效果会变差，自己会变得疲倦。是与我是个日本人有关吗？是因为日本人天生就是工作狂的原因吗？”

　　不见得。他说。

　　他的父亲生前说过：“嘉一，勤奋是你唯一的才华，不勤奋，你什么也不是了，就被社会遗忘了。”如今，在加藤即将离开之际，FT中文网站给出评价：“在过去数年间，他是我们最勤奋、最多产的专栏作家之一。”

　　白岩松为他的自传写评语道：“我们现在有理由夸奖加藤所做的一切，但是或许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才能看到书中真正的价值。”

　　这话让加藤“兴奋而感动”。

　　“你说的什么成名史，

　　错了，我是自卑史”

　　加藤说，南京风波后的一天，他接到一个政府人士的电话：“不好意思啊，我们的人民还是那样，你不要在意，你继续……”

　　加藤说：“谢谢您的电话，我很好，感谢贵国让我上了这么令人沉思、成长的一堂课，我从中学到很多，吸取了教训，受益匪浅，我继续努力，努力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 努力成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人。”

　　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日本人，如何能够与中国官员如此熟稔？他直言不讳：“我从来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了不起的党，至少是不容易的党。”

　　这使得一些人怀疑，加藤是间谍吧？他笑着反问：“有我这么高调的间谍吗？”

　　这似乎是他性格的两面。

　　一方面，他强调，“我平时不怎么见人的，我怕人。”他说喜欢一个人呆着，工作之余，基本全是独处，连同学会也不去，因为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什么。

　　而另一方面，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为了工作，与各种人打交道，他还不止一次说过，他很会寻找结识官员的机会，比如早些时候故意蹭掉对方挂在椅背上的衣服，或者假装在洗手间门口偶遇，等等。谈话中，他也会看似不经意地提起，自己和某位官员的关系如何如何。这也招来一些人的质疑，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

　　很多人说，加藤说话时，很会说“大词”，经常使用一些外交辞令式的表达。他呷了口冰咖啡：“可能有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我也得让对方知道我是一个有底气的人，你不能跟我太随便。”

　　那样说话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某种权威感？“可以这么说吧，权威的标准、规格，很重要，你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这确实是自己的、有意的一种战术。”加藤说。不止如此，他还每天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甚至会大段大段地背诵里面的新闻，他说这是为了学中文，也同时获得安全感。

　　加藤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成功人士。“"成功"这个字儿不好听，不如说成长。”加藤说，“"成熟"这词儿也不是很好，人成熟必然变成保守的，有很多要自保的因素。要纯真，成长一点。”

　　但无论如何，加藤嘉一是“成名”了。但他没在日常生活里给自己多少改善，出行坐地铁，能步行就步行，不穿名牌，他掏出手机，“你看，用了3年多，最老的一款诺基亚，当时500元买的。”

　　“我从小比较饥饿，所以节省。”他说。有人问他，你买不买品牌。他说，不买，我就是品牌。你炒不炒股？他说，不炒，我就是股。“最重要的是磨练自己。”加藤说着，伸出双手，做了一个双V造型。他拿出自己的名片，一张白板，写着四个字：“加藤嘉一”，没有任何头衔。

　　与人交谈时，他总给人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不时还流露出长辈一般的宽容神情。但这天下午，咖啡馆里的加藤望着窗外说：“其实，我很自卑。”

　　7月25日，南京风波后重回到北京，他在中国传媒大学作了一场有关“奋斗”的演讲，这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有学生问：你奋斗的动力是什么？

　　他答：是自卑，看不惯自己，知识还不够多，文笔还不够好，自卑才是动力。“你说的什么成名史，错了，我是自卑史。”加藤说。

　　加藤小时候，父亲经营的公司破产，家道中落，每次交学费，老师都会说：“加藤君，你这个月的学费还没有汇到账号里。”偶而，还有黑社会来催债，这让他的性格深受影响，“自卑，怕见人”，但与黑社会谈判也锻炼了他与人交往的能力，“毫无疑问，培养了我的耐力呀，毅力呀，包括我这种谈判的技术”。

　　如今，他也在日拥有了两档电视节目，一个是朝日电视台的“今日世界”中的“加藤嘉一走近世界”的直播版块，另一个是TBS电视台的“加藤嘉一流”节目。“有人说我在日本不算什么，不过，我也在日本逐渐建立影响力。”

　　在所有外界给他的头衔名号里，他最喜欢一个定语便是：“跑者”。

　　跑步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是5公里，后来15公里，坚持了20多年，2003年到北京后，还坚持跑，平均两天一次。

　　但如今，他要继续“跑”到美国去了。他坦言，“没什么计划，就跟我当年来中国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在北京的最后几天，他打算每天以跑步的方式，逛一逛北京，曾经路过的地方，作为留念。

　　虽然每天都会接到很多让他“滚回去”的陌生邮件，但真正要离开时，这个他生活了九年的国家还是留给了他一些温暖的念想。

　　他发短信告诉白岩松：“我要离开了。”白岩松正在伦敦，回道：“短信为你送行。”

　　另一位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则通过朋友转告了他两个字：“哥们。”

　　听到这些，自称很爱哭的加藤说，“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