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出生的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在中国生活了9年,并在这里开启了他的人生事业,如今他虽要远赴美国,但他说,“我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我的命运就结束了,是吧?”
本刊记者刘炎迅
7月26日这天的北京,阴沉沉的,闷热,随时可能从厚实的乌云里落下的雨水,就像阁楼上的第二只靴子,让人有种焦虑的期待。
此时,加藤嘉一坐在东三环建外SOHO的某处咖啡馆里,隔着玻璃窗望着北京。这个1984年出生的日本青年,在北京住了9年,即将在8月6日离开,去美国哈佛大学做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如果不是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里的“失言”风波,他在中国的生活可谓“完美”谢幕,当时,他正忙碌着中国的校园巡回演讲,并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结局:最后一场演讲结束后,在公众面前大哭一场,以示告别。
但风波“偶然”而起,就像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大雨,麻烦因而产生,甘肃省教育厅发出公告,拒绝他即将前往甘肃的高校演讲,他于是提前打道回府。
“我更愿意他们说我是忍者”
“有人觉得你是个人精,你对此反感吗?”面对《中国新闻周刊》提问,加藤一愣:“人精?”他似乎不太熟悉这个汉语词汇。
听过解释,他笑着说:“我更愿意他们说我是忍者。”他随手从单肩包里拿出一本小书:《武士道》,“忍者就是武士道者。”这是他喜欢的书,作者是新渡户稻造,加藤强调似地补充:“就是5000日元上头像的那个人。”
这本书里阐释了武士道精神:武士、正义、道德,还包括忍耐,宽容。
7月24日,他阔别两月后重回北京,写下《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一文,“忍耐,忍耐,忍耐。”
那时是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演讲完,加藤继续全国巡讲,照计划,他将从内蒙古经北京,然后去青海民族大学,接下来是甘肃农业大学,最后一站是西安翻译学院。可刚到青海民族大学,就有人告诉他,有人在网上骂你了,还在微博里@了甘肃省教育厅,你的校园行要受阻了。
听到这话时,他正在这个高海拔地区参观寺庙,四周很静,有些缺氧。甘肃农业大学随后果真与这次演讲的主办方联系,说要先看演讲稿,再后来干脆发了声明,活动取消。
离他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西安如此接近,但他却无法作这场主题为《最后的一课》的演讲,他本打算脱稿讲讲过去这9年岁月,“我一定会哭的,我这个人很容易哭。”
但风波平地起,他最后一哭的机会没了,那天他很失落。他独自在酒店里,第一反应是,“会不会给日中关系添麻烦?”
在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里他曾说,每次出门,母亲都会关照,“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是大和民族的行为模式,一切都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为原则,所以很压抑。
“我的压抑,唯一的出口就是跑步,你看我现在这个心路历程,言行不能太随便了。现在只能跑步。”
在华9年,加藤常活动于中日两国的不同企业和机构之间,受了不少夹板气。不过,如今回顾时他反而有些欣慰:“我不希望成为一个没有争议的人。我希望我的人生是特别好看的故事。这样来想,这次南京的事儿也不算什么。”
两个多月间,他也有所反思,武士道里有一个词儿叫克己,“但那次在南京,没克好”。
引发这次风波的是一个随意的问题:“如何地找到历史的真相?”他便随手举了南京大屠杀的例子:“当年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每个人说得不一样,每个历史学家说得不一样。我也不明白,什么叫真相。”
如今他想,如果换个例子,比如说,二战期间日本对外发动战争,到底是谁的责任?有人说是天皇,也有人说日本的文化特性,战争结束60多年后,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什么叫历史真相?结论依然无法轻易得出。
这起风波后,他几乎停止了一切中文写作,回到日本“给自己放个假”。
重回中国后,他没有选择平静地离开,而是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
“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我跟中国命运共同,如果中国贬值我也一块儿贬值,你看我现在到美国,到日本,到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伦敦,他们要听什么?他们要我说是我什么?他们要听的并不是3.11地震之后的日本,而是今天的中国。”
“最困难的时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国老师劝我,"嘉一,你暂时什么也别做,从公众眼里消失一段时间,这对你来说是有必要的。忍耐一下,你会成为更有力量的人。"”
“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到厌烦。”加藤说,“但如果读者认真地读,可以感觉到,我甚至比很多中国人还爱中国,而且这种爱,我是用行动来表达的。”
即便去了美国,他的研究还是与中国有关,“我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我的命运就结束了,是吧?”
“不勤奋,你就被社会遗忘”
加藤很早就想着要出国留学。
他身高1米83,比大多数日本人高,个性也比较直率,这让他不太受周围人的喜欢。所以他从小喜欢看地图,想着有一天是不是可以向外走。高中时,他很想将来能到联合国工作,认真地学习了英文,从高二起还跑到大阪一家贸易公司做日英翻译,边打工边上学。
2003年,他18岁,高中毕业,正式踏上了留学路。家里穷,无法去欧美,他于是选择了北京。
他觉得自己“跟语言合得来”。这一点在他到了中国后也展露无遗,几年下来,他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带点京腔的中文,还能用中文写作,在媒体开专栏。
他的第一篇文章投给上海的一家杂志,主题好像是《我从小的人生观》。文章被刊发了,不过编辑帮助改了许多,不只是语法,还有表达方式、段落等等,但主题没改变。
加藤从此开始给中国媒体写专栏,还常给都市报写一点很短的“老外说话”之类的文章。在媒体编辑看来,加藤“挺软弱”,让怎么改就怎么改。他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笑容:“你毕竟在中国的语境下写的,又不是日本,你抱怨这被改了,那被改了,那你干脆不要写了。”
2008年3月,加藤在凤凰网开了博客,5月时,偶然经朋友推荐,他看到了FT中文网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于是写了个读后感,发给了文章后附的电子邮件地址。在邮件里,加藤自我介绍:“我是个日本人,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在北大读书,其实我也爱好写作,我在凤凰有个博客,如果你有时间和兴趣可以看一下。”
很快,作者魏城回了信:“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以撰稿人的形式给FT投稿。”
加藤首先连着写了三篇:《北京人为什么会闯红灯》《一个日本人看胡锦涛访日》和《一个日本人看四川大地震》。
“写到这里,他们说,开个专栏吧。”就这样,加藤嘉一的《第三眼》诞生了。这也成了他的“节点”。
那一年,他23岁。几年里,加藤写了几百篇,其中很多都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比如关于高铁和刘志军的文章。
一直以来,他用中文、日文、英文,平均每月写25篇文章,同时还在撰写3至5本中日英文的专著,此外还要讲课,调研,做政策咨询,参与电视节目,还要跑步。
他坦言,自己的写作,大多不会“特别强调左右不同”,而更多从生活细处入手。当下的中国,左的,右的,年轻的,海归的,走资的,毛派的,非常复杂,“你如何跟这样一个没什么整体的,没什么核心的中国人打交道,哎,我觉得首先你得更加有策略。”
他不仅给《南方周末》写,也给《环球时报》写,这是两份被认为价值观相左的媒体。不过加藤说,他与《环球时报》的价值观没什么不同,虽然他更认可《南方周末》。
“我和《环球时报》的编辑们关系很好,总编辑胡锡进先生,我发自内心地尊敬,他很不容易。”但有时,他也会拒绝一些命题作文。
南京风波前的5月9日,加藤写了篇题为《感受疼痛》的文章,说:“为什么同时要做这么多,明知效果会变差,自己会变得疲倦。是与我是个日本人有关吗?是因为日本人天生就是工作狂的原因吗?”
不见得。他说。
他的父亲生前说过:“嘉一,勤奋是你唯一的才华,不勤奋,你什么也不是了,就被社会遗忘了。”如今,在加藤即将离开之际,FT中文网站给出评价:“在过去数年间,他是我们最勤奋、最多产的专栏作家之一。”
白岩松为他的自传写评语道:“我们现在有理由夸奖加藤所做的一切,但是或许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才能看到书中真正的价值。”
这话让加藤“兴奋而感动”。
“你说的什么成名史,
错了,我是自卑史”
加藤说,南京风波后的一天,他接到一个政府人士的电话:“不好意思啊,我们的人民还是那样,你不要在意,你继续……”
加藤说:“谢谢您的电话,我很好,感谢贵国让我上了这么令人沉思、成长的一堂课,我从中学到很多,吸取了教训,受益匪浅,我继续努力,努力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 努力成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人。”
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日本人,如何能够与中国官员如此熟稔?他直言不讳:“我从来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了不起的党,至少是不容易的党。”
这使得一些人怀疑,加藤是间谍吧?他笑着反问:“有我这么高调的间谍吗?”
这似乎是他性格的两面。
一方面,他强调,“我平时不怎么见人的,我怕人。”他说喜欢一个人呆着,工作之余,基本全是独处,连同学会也不去,因为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什么。
而另一方面,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为了工作,与各种人打交道,他还不止一次说过,他很会寻找结识官员的机会,比如早些时候故意蹭掉对方挂在椅背上的衣服,或者假装在洗手间门口偶遇,等等。谈话中,他也会看似不经意地提起,自己和某位官员的关系如何如何。这也招来一些人的质疑,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
很多人说,加藤说话时,很会说“大词”,经常使用一些外交辞令式的表达。他呷了口冰咖啡:“可能有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我也得让对方知道我是一个有底气的人,你不能跟我太随便。”
那样说话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某种权威感?“可以这么说吧,权威的标准、规格,很重要,你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这确实是自己的、有意的一种战术。”加藤说。不止如此,他还每天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甚至会大段大段地背诵里面的新闻,他说这是为了学中文,也同时获得安全感。
加藤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成功人士。“"成功"这个字儿不好听,不如说成长。”加藤说,“"成熟"这词儿也不是很好,人成熟必然变成保守的,有很多要自保的因素。要纯真,成长一点。”
但无论如何,加藤嘉一是“成名”了。但他没在日常生活里给自己多少改善,出行坐地铁,能步行就步行,不穿名牌,他掏出手机,“你看,用了3年多,最老的一款诺基亚,当时500元买的。”
“我从小比较饥饿,所以节省。”他说。有人问他,你买不买品牌。他说,不买,我就是品牌。你炒不炒股?他说,不炒,我就是股。“最重要的是磨练自己。”加藤说着,伸出双手,做了一个双V造型。他拿出自己的名片,一张白板,写着四个字:“加藤嘉一”,没有任何头衔。
与人交谈时,他总给人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不时还流露出长辈一般的宽容神情。但这天下午,咖啡馆里的加藤望着窗外说:“其实,我很自卑。”
7月25日,南京风波后重回到北京,他在中国传媒大学作了一场有关“奋斗”的演讲,这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有学生问:你奋斗的动力是什么?
他答:是自卑,看不惯自己,知识还不够多,文笔还不够好,自卑才是动力。“你说的什么成名史,错了,我是自卑史。”加藤说。
加藤小时候,父亲经营的公司破产,家道中落,每次交学费,老师都会说:“加藤君,你这个月的学费还没有汇到账号里。”偶而,还有黑社会来催债,这让他的性格深受影响,“自卑,怕见人”,但与黑社会谈判也锻炼了他与人交往的能力,“毫无疑问,培养了我的耐力呀,毅力呀,包括我这种谈判的技术”。
如今,他也在日拥有了两档电视节目,一个是朝日电视台的“今日世界”中的“加藤嘉一走近世界”的直播版块,另一个是TBS电视台的“加藤嘉一流”节目。“有人说我在日本不算什么,不过,我也在日本逐渐建立影响力。”
在所有外界给他的头衔名号里,他最喜欢一个定语便是:“跑者”。
跑步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是5公里,后来15公里,坚持了20多年,2003年到北京后,还坚持跑,平均两天一次。
但如今,他要继续“跑”到美国去了。他坦言,“没什么计划,就跟我当年来中国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在北京的最后几天,他打算每天以跑步的方式,逛一逛北京,曾经路过的地方,作为留念。
虽然每天都会接到很多让他“滚回去”的陌生邮件,但真正要离开时,这个他生活了九年的国家还是留给了他一些温暖的念想。
他发短信告诉白岩松:“我要离开了。”白岩松正在伦敦,回道:“短信为你送行。”
另一位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则通过朋友转告了他两个字:“哥们。”
听到这些,自称很爱哭的加藤说,“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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