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确保司法完善，尊重公民环境权

　　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闭幕，在随后举行的常委会专题讲座中，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主讲“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保护若干问题”。据介绍，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但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环境纠纷的比例不足1%。

　　借由此次专题讲座所透露出的数据、所窥见的现状，公众或可收罗梳理近些年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不少环境事件，及其对官民沟通与社会治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环境工程关涉重大公共利益，而社会公众也逐渐增强了自身环境权益保护的观念，这种权利观念已然成为法治国家公民权利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环境权。

　　公民环境权，是基于生存权这一最基础人权主张延伸出的权利诉求，它包含了人类对环境的合理使用、环境保护的相邻权等多项内容。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会议宣言，将其表述为“人人有在尊严和幸福的优良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具象化到最细节、最平凡的生活体验，它是干净的饮用水，是不被污染的空气与土壤，是人群居住不可或缺的环境安全保障。

　　目前的情况中，“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尚不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不明确，环境保护规定过于原则抽象，操作性不强，难以满足公众需求”，而这也正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所选取和直面的主题。社会治理层面的公共产品供给，无法跟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速度，而在环境事件发生后，公民选择司法途径解决环境纠纷的比例并不多。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信访30多万件，启动行政复议程序的仅有2614件，而行政诉讼则更少，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杨朝飞认为，“环保官司难打”是主要成因之一。

　　毋庸讳言，环境案件从立案开始，便遭遇诸多限制，到目前为止并未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解决。2012年9月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新增公益诉讼条款，其中包括污染环境类公益案件的内容，但几乎与之同时进入修改程序的《环境保护法》，却未将“环保公益诉讼”写入草案。从公民通过司法途径寻求环境权益所遭遇的现实与制度困境，或可体会公民不用法律维权的原因所在。

　　需要进行逻辑倒推的是，在环境工程演化为环保事件、尚未走到诉讼程序的漫长时间段中，环境议题从动议到决策，僵化、保守的决策程序与难以被有效保障的公民知情与参与，亦是个中争议激化的关键诱因。不信任司法的前因，是对政府职能行为的不信任，不选择司法解决的一个社会心理障碍在于，人们对相关环评程序、社会意见征询程序的形同虚设感到普遍忧虑，且这种忧虑日益提前发酵。更何况，即便是公民意见曾经激烈表达，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和诱人的政绩数据面前，公民环境权益恐仍旧无力。有报道称，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某化工项目，彼时曾宣布项目停产搬迁，但日前有媒体报道证实，该项目“仍正常生产”，且后期又投入新的产能。

　　在各地发生的环境公共事件中，环评程序被虚置、民意反馈无法有效影响决策的情形已非局部个案，更何况，在环评程序未启动、特定民意征询未开始的时间，城市重大环境工程的动议伊始，公民的知情与参与便原本应当有介入的渠道、表达的平台。“我们说什么，民众都不信”，此种官员困惑正是近期广州某主题论坛所选择的议题，有学者在论坛上直言，涉及公共安全健康问题，政府不应总是站出来拍胸脯打包票说“这是绝对安全的”。权力站在公众立场，从一开始就把问题付诸公议，正如“@人民日报”微博所言，要“让解释跑在质疑之前”，“无论政策颁布还是工程上马，百姓有质疑，政府就有义务解疑释惑，不然工作就有阻力。更给力的，更真诚的，应让解释跑在疑惑之前。唯有如此，政府用心才能获得理解，政府远图才能获得支持。回应民意，永远莫说‘只能这样’，而要多想‘还能怎样’。”

　　探讨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的破解路径，尤其需要呼吁和倡导政府决策的理性、公心，给“坐下来，谈一谈”创造条件。对公民知情和参与得从根本上尊重，而非仅个别程序环节的应景。公民环境权益的伸张，不仅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法对人的关怀，亦不独局限于诉讼一域，还必然包括对权力的羁束。确保权力与利益的切割，确保其能与公众一道，从今天起关心水、土壤、空气、蔬菜与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