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议论不绝于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已经制定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在本届政府结束任期的最后时刻出台。毫无疑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将作为本届政府的重大执政记录而留诸史册。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利益表达及其博弈的过程。在当下的实际上控制着整个利益分配的政治格局中,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最终结果,也一定是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的本身利益在社会利益总体格局中所占权重的反映。这正是这个方案的制定历经8年而难以定夺的重要原因。
收入分配,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及其相关制度的结果。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其实质就是改革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及其相关制度。收入分配改革,从严格意义而言,并非是“均贫富”的改革,而是使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更加靠近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改革,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加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改革。有了起码的社会公正和正义,有了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发展机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收入分配的现状与格局,其实只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结果。由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只有从原因入手才能解决问题。倒因为果,或者以果为因,反而有可能激化和加速利益的分化和极化,造成社会阶层间的更大裂缝。所以,收入分配改革,所要改革的正是形成当今收入分配格局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
从形成当今收入分配格局的原因入手实施改革,媒体报道中所谓收入分配改革的“提低、扩中、控高”三大战略才有意义,才能巩固改革的成果。否则,这些硬性拉平收入的措施,只会造成一时的“结果公平”,而为原有分配格局的反弹积蓄更大的能量。实际上,在十分有限的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形成过程的报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方案的难产之处,正是在如何创造更加公平的机会方面,比如,如何处理垄断存在所必然造成的利益分配悬殊。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权利的差异,是造成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在社会利益总体格局中所占权重不同的主要原因。在社会的“上游”资源被垄断控制的情况下,上述所谓“控高”就成了道德义举,而“扩中”和“提低”就多少有了“施舍”的味道。由此,从落实权利平等的角度进行改革,从造就公平的市场环境方面进行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9月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的居民收入增长仍然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的统计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2年达到了0.454,在5年之后的2007年达到了0.48。国际权威机构的研究则表明,在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55,接近国际公认的0.60的“动乱线”。
这些调查结果和研究报告提示人们,当下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是紧迫的社会现实倒逼的结果。现实问题固然紧迫,但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既要缓解现实问题的紧迫程度,又要为从长远上改革造成现实问题的制度留有余地,这是收入分配总体方案的难点所在,也是评价这个方案的根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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