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勘：中国式过马路寻因与献计

　　“中国式过马路”的表述是：凑够一拨人就可以过马路了，和红绿灯无关，只看人不看灯。国人这种过马路的方式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和调侃，从“欠缺法治精神”“从众意识”，到“集体无意识”、“社会法则失范”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批判和调侃之后，也有人对国人的这种不文明、不安全的行为方式进行反思和寻找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中国很多城市路口的红绿灯设计不科学，不适宜行人的通行。其中，一些网友的观点很中肯：“绿灯时间这么短，难道靠飞吗？”，“绿灯亮起，除了要急速跑，还要跟右转车辆做斗争”。

　　尽管这些问题并不完全被交管部门，例如杭州的交管部门认同，却也直抵“中国式过马路”的核心之一，中国交通路口的红绿灯应当以人为本，从适合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入手进行改进，从而有可能改善或根本改变“中国式过马路”的行为方式凑够一拨人就可以过。

　　绿灯是否过短并非是一个行人和交管部门说是就是，说非就非的问题，需要调查得出结论。在这个方面，上海做出了榜样。2007年，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和交管部门就进行实地观测，以不同人群的步行速度作为行为依据来设计路口的红绿灯时间。根据实地观测，上海青年人步行速度平均为1.35米至1.51米/秒，中年人步行速度平均为1.37米至1.45米/秒，均高于全国标准。但上海老年人的平均步速只有0.96米至1.01米/秒，低于全国标准。

　　所以，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主持的上海中心城区“步行交通规划”的中心内容是，步行设施规划应基于人的习惯，充分考虑人的需求。干道上应以“快行”为主，在效率与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快慢分行”；在生活区、商业区则以“慢行”为主，限制机动化，在舒适与安全的基础上开展“慢行改善”。而且，在双向八车道上，如果过街绿灯时间少于30秒，可能有15%的老人无法一次过街。因此，这样的干道应以老人能过路口为标准，绿灯时间应当为40秒。如果达不到40秒，应在马路中间设置安全岛。

　　另一方面，道口红绿灯的设计也应当参考不同人群和族群的心理等待时间来调整。2006年5月23日在同济大学召开的“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的原因之一。德国人等待红灯的忍耐极限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但中国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测试。

　　不过，后来北京的一家媒体在街头随机地寻问过行人等红灯的耐性。在80名行人里，有25人认为，等红灯的时间过长，他们的耐性最多能坚持30秒至45秒，占被调查者的31%；有38人回答，对耐性没概念，习惯了凑够一拨人过马路，占47.5%；仅有9人回答，有足够的耐性遵循信号灯指示过马路，占11%。而且，在10个路口，行人平均等候信号灯时间约为15秒。

　　无论是交管部门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对中国人过马路时等待红绿灯的耐性做实地测量，从而得出一个全面综合和真实的数字，提供给市政和交管部门作为制定红绿灯时间长度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即便中国人的耐心低，能等待的时间短，例如15秒，其实也可通过科学的解释和知识传播来改善国人等待红绿灯的耐心。

　　例如，以心理学的延迟满足效应来引导人们等待红绿灯。虽然延迟满足似乎是一种宏大叙事和成功学说教，但是，这确实是一种克服当前的困难情境而力求获得长远利益的能力，也是更成功地适应社会的必要条件。至少，如果能延时并确认在绿灯时才过马路，则可以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杭州交警部门认为，“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与信号灯设置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一般路口最小绿灯时间起码在15秒以上，再加上行人红绿灯信号和机动车红黄绿信号的转换时间，可以让行人最少有26秒以上通过，一般情况下行人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斑马线。但是，这也不能排除在更宽的路口这样的绿灯时间太短，无法让老人通过。而且，机动车违法，或者没有礼让行人也会减少行人有效的绿灯通行时间。同时，单点信号灯也无法适应特殊情况的发生。

　　所以，在红绿灯的设计上，需要更多的人本化，按中国人的行为工程、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来改进。当这些人本化的措施和设施达标后，再强化过路口时遵循红绿灯的赏罚措施，中国人未必就真的是那么朽木之不可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