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不止是“表哥”的收入应该公开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安监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杨达才因职场的“不当微笑”被公众声讨，进而被发现名牌手表繁多，最后被发现还有其他严重违纪问题而被撤职。在杨达才尚未被撤职时，就有公众因杨达才声称他所拥有的多块手表是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得，而向陕西省有关部门申请公开杨达才的收入。但是，时至今日，杨达才的收入是多少，仍是一个谜。

　　为什么陕西省有关部门不能、不敢或者也许是不屑公开杨达才的收入？是不是怕公开了杨达才的收入后，人们就可以把杨达才的收入作为参考，而会发现更多官员的更多不正常现象，从而使有关部门忙不胜忙？是不是公开了杨达才的收入，会使有关部门陷入更尴尬的境地？显然，如果杨达才的收入足以使其担负得起购买这么多块名表，或者其收入根本不足以使其拥有这么多块名表，那么，这都会带来问题，只不过是问题不同罢了。所以，有关部门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宁可暂时挨点口水，也不给自己招致可能的更大麻烦。非此，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取自于纳税人税金的公务员收入不敢向纳税人公布。

　　更蹊跷的是，有公民发给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部门申请公开杨达才收入的邮件，因“无人认领”而被邮政部门退回。这种事情的发生，究竟是因为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部门不存在，还是该部门拒领邮件，抑或是邮政部门擅自退回了邮件，这些都是值得一查的事情。

　　昨天（9月27日），中国公安部公布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境外追逃举报邮箱”。公布这个邮箱，就是为了更有效地震慑官员犯罪，将逃往境外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但是，公民举报官员犯罪，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起码大体上知道官员的收入是多少。如果不知道官员的收入是多少，那么，人们就无从判断一个官员的“花天酒地”生活是否得当。若此，则所谓“举报”根本就无从谈起。不仅如此，“举报”还有可能成为“诬告”。

　　在一个官吏制度健全的体制中，官员的收入和财产状况都是公开透明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从最高行政级别的政府首脑，一直到最低级别的官员，哪一级官员对应着多少收入、什么福利待遇，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当然，这样的收入虽然担负不起官员购买多少块瑞士名表，但绝对可以让官员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时社会所谓“仇富”心理的产生，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公务人员收入的不透明。许多人“仇富”，“仇”的是不任之“富”和腐败之“富”。

　　其实，在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其中正式将网络举报规定为举报犯罪的新途径。与此同时，最高检举报网站的网址也与最高检“12309”的举报电话相统一。据说，检查机关通过这个举报渠道，已收到举报线索十几万件，网络举报数量较开通举报网站前增加约8倍。

　　然而，举报也好，监督也罢，公布官员的收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是吏治的基点和起点。没有这样的基点和起点，再多的举报渠道也必定拥堵，再多的反腐机构也显得数量不足，再多的纪检监察官员也会忙得团团转。与之形成对照的，反倒是公众在网络上的“信手拈来”更有成效，更有震慑力。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有关部门深长思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