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官员财产公开容不得丝毫苟且

　　2009年9月21日，湖南省浏阳市率先推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公开资料最齐全、公开方式最大众，被称为官员财产公示“最彻底”模式。今年9月17日，记者前往浏阳市纪委采访发现，相关官员均回避这一话题，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财产公示制度今年已被取消。”浏阳市一位官员则透露：“自2009年浏阳在媒体上公布第一批官员财产后，就没再公示了。2010年，浏阳市纪委发文，所有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必须填报财产收入表向市纪委汇报，因此，这两年都是向市纪委内部汇报，但今年没有。”

　　从当时号称“最彻底”的官员财产公开模式，到如今连“内部汇报”都懒得再进行；从官方当时志满而高调的宣示，到今时对这一话题的躲闪与回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又是多么让人黯然的现实。那么浏阳“最彻底”的官员财产公示，为何仅仅坚持了一年就无功而返？

　　现在看来，财产公示真实性缺乏审查机制以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制度设计是导致浏阳无功而返的两个关键因素。对于前者，当地一名当年被公布财产的官员坦诚，浏阳“公布的财产信息缺乏权威的核实，事后又无机制监管官员财产递增的合法性。这种缺乏诚信度的财产公布信息，导致财产公示推行不下去。”对于后者，当地另一名官员表示，“2009年那次财产公示对象主要为科级干部，部分处级或以上干部可以不在媒体和网络进行公示，这样区别对待，使很多科级干部觉得不公平。”

　　之所以有必要弄清浏阳这个失败样本的真实原因，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一直以来的一种观点，那就是在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上，只有要么全部公开，要么全部不公开两种选择。然而在当前的公众舆论中，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开了再说，“先公开再完善”。不论是浏阳只针对科级干部的公开，还是江苏徐州贾汪区不久前不问财产情况真假、目的只在于“立此存照”式的公开，还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公开中实行的“豁免期”制度，正是这样一种现实操作。

　　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亦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任何事情，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尽全力而为之，没有打算“舍得一身剐”，那么成功的几率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尽管笔者能够理解那些持“先公开再完善”观点者的意见，以为在循序渐进中，制度可以得到自我实现。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论调终究没有超出“国情论”的观点，所以也只能是一种苟且与回避。至于寄希望于先行公开之后制度的自我实现，最终也就只会沦为一种幻想。

　　几乎可以断言的是，在没有更加完整、配套以及全局性的官员财产公开办法出台之前，在没有真正抛弃“国情论”之前，浏阳的“失败”必然也将是所有寄望“单兵突破”者的命运。对官员的监督，对权力的制衡，对腐败的治理，从来不存在国情之异、中外之别。同时，在缺乏顶层制度设计的前提下，面对强大的利益团体，面对各种一损俱损与盘根错节，“单兵突破”者无论在起头的时候怎样信心百倍，一旦在进行深入利益博弈时就难免力不从心，于是就会愈加苟且，也就愈加不由自主。这绝不是散布悲观，而是一种趋势必然。墨非定律表明，“如果事情有可能变坏，它就一定会变坏。”

　　治大病，须猛药；未肯刮骨，岂能疗伤？真正的官员财产公开，容不得丝毫苟且。浏阳的无功而返，但愿能唤醒那些仍沉迷于“先公开再完善”幻想中的人们。（作者系《潇湘晨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