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惠昌：领导干部切不可作“空头政治家”

　　我们还都记得，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一部分人曾经提出过一种所谓的“突出政治”论。他们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还要以此来处理政治同军事、经济、技术以及其他业务的关系，“在各项工作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突出政治，就是反对物质刺激，反对金钱挂帅，要靠政治挂帅、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他们说，这个“突出政治”口号的哲学根据，就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

　　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所以，在当时那种已经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这个“突出政治”口号，很快就成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整人的“大棒”。谁若是对“突出政治”口号有不同意见，谁就是要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就要打倒。于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人，把“大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那些一心一意抓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甚至手足无措。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所谓的“突出政治”论，甚嚣尘上，造成了思想极度混乱，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极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突出政治”这个口号，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呢?这里的要害问题，是它歪曲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基本关系，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所说的“政治第一”、“政治挂帅”、“政治作统帅作灵魂”、“突出政治”等等，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貌似辩证法的幌子下，贩卖的是形而上学的私货。这样，他们就在“突出政治”口号下，以一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了一种片面性。

　　这就是说，所谓“突出政治”之类的口号，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第一位的;政治则是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第二位的。但是，政治对经济，以及相应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并不是消极的，而有能动的反作用。这就是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唯物辩证法。

　　前面说过，经济是基础，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政治则是上层建筑，是第二位的，是被决定的，同时，还要承认，政治对经济有能动的反作用。但是，政治对经济的能动反作用，不论有多么大，也不能改变它们的基本关系，无论什么样的能动反作用，也不可能把第一位的变成第二位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辩证法”，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魔法，颠倒经济与政治的这种基本关系。

　　事实证明，颠倒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这个“突出政治”手段，必然要损害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灾难。至今我们这一代人还会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已经被搞得不像样子了，但是，当权者还企图用“突出政治”的“绝招”，来挽救危局，于是，就搞起什么“狠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生产大上”的运动。结果怎么样呢?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鼓吹所谓“突出政治”，并由此而造成了民族的灾难，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真汲取了这个沉痛的教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有些人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得到克服。这些人的一个特点，是不习惯遵循经济规律去搞经济工作，而是要用经济活动之外的什么力量，去推动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有些领导人，总要用搞某种名目的“政治运动”，来作为推动经济工作发展的动力。这种“运动性思维方式”，实质上是当年“突出政治”思维方式的翻版。人们对此已经比较熟悉了，凡是搞“突出政治”的，就必然要搞各种各样的花架子，而搞花架子，就一定要劳民伤财。

　　回过头来看，当年搞所谓“突出政治”的领导人，多半是一些对唯物辩证法一窍不通、不了解经济工作的外行人，所以，他们只能卖“突出政治”的狗皮膏药。实践证明，他们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更不懂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现代领导人仍然应该从历史灾难中吸取这样的教训：多一点唯物辩证法，少一点唯心论形而上学，绝不要做“空头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