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淡化少数民族”论可以休矣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8月6日刊登了董勇先生《多用“中华民族”的称谓》一文，文章指出，在各民族平等的今天，应对“少数民族”一词的日常称谓进行适度淡化，认为“少数民族”称谓反而让少数民族同胞有“被看低或者歧视”的感觉。对这种淡化“少数民族”的论调，笔者很不赞同。

　　《多用“中华民族”的称谓》一文作者虽然在文章开始赞成民族政策的合理性，但随后即指出民族政策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市场经济”，并说汉族同胞在有些地方被歧视。这种论断并不符合实情，如果民族政策是影响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始作俑者，那么党中央、国务院为什么还强调贯彻落实民族政策，并出台规划，明确指出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是重大决策部署。宪法已明确规定：“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其次，笔者认为，《多用“中华民族”的称谓》的一些论证并不严谨。例如，文章在指出存在“少数民族被歧视”情况时，只说是“发现”，并未有严格论证说明。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民族研究是一个非常敏感和严谨的课题，不是说“发现”就“发现出来”的。笔者就是少数民族，这么多年从未觉得被歧视过。此外，文章还强调对欠发展地区的政策优惠应惠及所有民族，而不应区分民族成分等，但实际上我国欠发展地区多是少数民族同胞在居住，他们住在边远地区，住在大山上、山沟里甚至荒野中，而汉族人民多居住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欠发达地区虽有汉族同胞，他们也多是由于民族政策需要而来，肩负帮助少数民族发展重任，如果他们享受民族政策，就失去了帮助少数民族的意义。在民族问题上空谈“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渲染少数民族成了“特权者”，肯定有人会笑掉大牙。

　　再次，“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大称谓，其实只有103年历史，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人是梁启超。在此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使用过。按照现代民族观念，我们把少数具有特殊习性和不同文化的人群划分为少数民族是对的，刻意淡化无助于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民族政策和“市场经济”无关，更不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也和“中华民族”的大称谓没有对立关系。一个大家庭内部有父母儿女之分，对外统称为家庭。汉族也是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还是多数民族，而在有些地方和环境下，少数民族就是少数民族，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女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被男人照顾，少数民族同样需要照顾。我们仍需要坚持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原则，“淡化少数民族”论可以休矣！(作者是云南省民族学会专职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