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透视奥运话语政治

　　八月流火。中国运动员一如预期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骄人战绩，许多同胞熬夜观赛、备感振奋之际，围绕举国体制的争议也再度如火如荼。

　　事功派认为，结果就是硬道理，再度领先的金牌数量已说明举国体制的合理性，极端者甚至认为，中国足球就是因为没搞举国体制，却学西方俱乐部制，才会一败涂地。

　　真谛派强调，享受比赛才是奥运精神所在，为金牌不计代价，把运动员变成比赛机器人，过于扭曲。与其把人财物投在争金夺银上，不如将更多资源投入全民健身事业。

　　举国体制产生如斯争议，非当年所能想见。回首1984年新中国首度参加奥运会时，我们曾高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那时的中国人，多少有点“鄙视”西方体育界的“金金计较”，且认为把体育选手捧成“天皇巨星”急功近利。那些曾经一夜成名而后又落魄潦倒的运动员故事，则是中国媒体热衷的反面题材，借以凸显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世态炎凉。美国黑人运动员海曼猝死在排球场上的新闻，曾令我们唏嘘不已，认为这是为资本家打球导致的悲剧。

　　那时的中国民众，就算看重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更在意的也是这证明了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我们对一些“多金”中国选手的宣传，也更突出其表现了中华健儿和社会主义运动员的风采，鲜有拿举国培训体制做文章的。

　　说到底，那时我们对自身的体制颇为自信。我们坚信，经济上的暂时落后是因为封建王朝腐朽和帝国主义压迫等历史和外部原因，假以时日，社会主义优越性一定会充分发挥。胸怀解放全人类理想的中国人，视四海之内皆兄弟，不会过于计较赛场上的名次。

　　而眼下，人们对于体育领域举国体制的攻防，则多少折射出某种焦虑感，或者说承载着我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绩效观的溢出效应。体制的正当性和优越性，必须通过量化指标检测。一如经济领域的GDP总量和增长率是硬道理，奥运金牌数和名次也成为硬指标。

　　接下来需要过渡的逻辑链条是，我们在经济领域突飞猛进，就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之外，还能充分发挥政府集聚资源的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许多人相信，这是一个完美的推演。既然这一体制能在经济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也一定能在社会文化领域取得骄人成绩。至此，举国体制与所谓“中国模式”就成了一体两面之物，能够充分地自证与互证。而我们愈将一个体制的合法性、正当性与物质性绩效挂钩，就愈发倚重能够迅速达到量化指标的机制，进而强化互激。

　　当然，提倡全面参与体育运动，更多从大学生中选取运动员的美国模式，或是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在中国需要假以时日，且无人对放弃举国体制的风险负责。这集中体现了后发国家的赶超心理，如果人们在经济领域每每强调要抓住战略机遇期，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求全责备其他社会文化领域只争朝夕呢？

　　饶有意味的是，西方媒体近年来也逐渐加大了对举国体制的批判力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溢出了体育本身的意涵。不少西方精英人士敏锐地“发现”了举国体制与“中国模式”间的连带关系。他们对举国体制的抵触，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模式”的不认同，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西方体制的反思，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感，因为不自信，更加不宽容。

　　事关体制，兹事体大。我们不必怀揣“只要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只要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的冷战心态。举国体制达到既定目标的成效已被证明，但它依然需要解决可持续性的质疑。

　　这也是“苏联命题”的衍生品。前苏联经验表明，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其成本与可持续性。一个有趣的故事是，美国记者克朗凯特自前苏联返国后，曾被问及苏联卫星能否上天，他认为不可能，因为在他常年包住的旅馆，马桶漏水一直得不到解决，以这样的技能何以奢谈卫星上天？但就在他说完这些话后次日，前苏联卫星就上了天。克氏不得不为自己缓颊：他们把所有技工，包括修马桶的，都派去搞卫星了。

　　历史笑谈成烟云，但也点出了举国体制的最大“弊端”：办大事超能与做小事无能。举国体制的最大敌人是自己，取得的成绩越优异，人们越难容忍其办不好小事或不办小事。这恰是举国体制盲点所在，很多所谓小事的处理，要靠运转裕如的常态机制和随机处理的弹性应变能力，而非计划性的全员发动机制。

　　能上五天揽月，未必能保证五层板楼质量，敢下五洋捉鳖，却不能将几米深积水下的车辆及时打捞上来。类似“小事”太多，汇聚资源办大事的正当性也会被销蚀，就像前苏联人民，到最后无法容忍为买日用品而排队漫长。

　　关于举国体制的辩论，将如围绕“中国模式”的纷争一样，在较长时段内难有定论，一如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长久争论赛局。从奥运看现实，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不要太走极端，少一点举国，多一点社会，少一点集中与聚合，多一点空间和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