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让红包中的道德归道德 利益归利益

    让红包中的道德归道德 利益归利益

　　付克友 成都商报评论员

　　卫生部日前就《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此举引发社会热议。

　　一纸协议能根治红包痼疾吗？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人会对此寄予厚望。热议的焦点其实并不在此，而在另外两种治理思路。一方认为，桌上签协议，只是走形式而已，要治理红包必须痛下猛药，比如进一步立法禁止；另一方则认为，考虑到医疗价格机制扭曲的现实，医生收受患者财物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很有可能是必要的，因此他们甚至呼吁要让医生“正大光明收红包”。

　　两种截然相反的治理思路，其实体现了两种对红包截然不同的道德评价。前者显然认为，医生收受红包是道德败坏，不可容忍，所以必须严惩不贷；后者则认为，医生收受红包未必是个道德问题，或者说这个道德无关紧要，如果说它不道德，那么就将其合法化，以此作为解决之道。

　　的确，医生收红包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利益问题。正是因为其中存在利益，所以前者会认为医生收受红包道德败坏；也正因为红包具有补偿医生收入的利益机制，所以后者认为医生收受红包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肯定。

　　问题在于：医生收受红包，既然是个道德和利益的双重问题，那么仅靠形式主义的道德建设乃至法律介入，无济于事；反过来，医生收入和待遇的利益问题，也不应该通过为红包正名，来牺牲乃至践踏道德。治理红包的根本之途，在于让其中的道德归道德，利益归利益。

　　如果一个医生能够靠他的技术和服务获得相匹配且适当的收益，他仍然收受红包，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道德问题。所谓“匹配且适当”，不是统一规定，也不是漫天要价，而需要通过一个公开透明的价格机制来界定。目前的医疗市场恰恰缺乏这样一种利益机制。毕竟，医生也是人，不可能要求他们安贫还要乐道。当一个医生不能获得与其技术和服务相匹配且适当的收益，那么红包中的道德问题和利益问题就纠缠在一起，泥沙俱下。所谓“公立医院”的类似问题将更加严重。因为一方面，它们垄断了优质的医疗资源，另一方面又实行价格管制。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红包的盛行。

　　而让红包合法化，也就是令医生的道德虚无化。其最大的理由，就是纠正被扭曲的价格。一方面，愿意出红包的病人得到好的医生，红包鉴别了医生质量，还控制了需求；另一方面，好的医生会收到红包，有了利益机制会吸引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医生进入，扩大相应供给。但是，道德被漠视并不意味道德不存在，卷入道德问题的利益机制其实是失效的。很简单，既然是红包，无论收得怎样肆无忌惮，都是一种暗箱操作。不同医生，不同手术，该封多少红包，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病人难以准确判断；这种潜规则盛行，也未必能够吸引优质医疗资源和好医生进入，相反会带来某种逆淘汰效应。

　　医生收受红包，内生于现存的医疗体制，无论是道德问题，还是利益问题，都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成本。改变是必须的，但不是“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所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