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公众价值观变化 悲情的奥运报道不再吃香

　　悲情的奥运报道不再吃香

　　《新闻晨报》的微博编辑绝没有想到，该报记者采写的奥运报道《吴敏霞父母：我们“骗”了她8年》被贴到微博上“求关注”后，竟招来了一片骂声。

　　吴敏霞夺得奥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后，记者采写了一条很感人的新闻：几年前吴敏霞的妈妈查出了乳腺肿瘤，家里怕影响吴敏霞训练，一直瞒着她，隐瞒病情好让她放心备战、比赛。这不仅是个案，家人长期对她进行着消息隔离，外公外婆去世的消息也都瞒着她。吴敏霞父亲说：“那么多年下来了，早已明白女儿并不是完全属于我们”，“享受天伦之乐这种事情，我不去想更不敢想”。

　　这篇报道被该报负责微博推广的编辑贴到微博上后，评论中是一边倒的批评之声。显然，编辑和记者本想借这篇报道凸显奥运冠军的不易及其背后一个家庭所作的贡献，这一套对奥运冠军的报道逻辑在过去是无比的流行和吃香，基本上是宣传奥运冠军的不二套路，渲染夺冠路上作出的牺牲，渲染那些牺牲者的悲情。没想到，这套逻辑在今天却招致了公众强烈的反感，不仅未能凸显冠军的高大，反而让冠军陷入了“缺乏基本人情人性”的争议中。

　　在前段时间于武汉举行的汤尤杯期间，中国羽毛球队从领队到教练，与湖北籍球员王晓理的家人一起，隐瞒了一个秘密：开打前两天，王晓理的外婆因病去世了。直到中国队获得冠军后，王晓理的母亲才告诉她这个噩耗。许多网友都质疑：一个冠军奖杯，真的就比见外婆最后一面还重要？还有今年高考期间，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一个母亲向孩子隐瞒了父亲的死讯，这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如果编辑和记者看到过这些争议，了解公众在这种事情上的价值观变化，就不会想当然地以为《吴敏霞父母：我们“骗”了她8年》这种悲情的报道会衬托冠军身影的高大了。

　　对集体主义的狂热崇拜已是过去式，更有人情味的对个体的尊重已经占据了主流。这种价值观的变化，很多年前就发生了，可惜很多媒体和记者并未敏锐地觉察到公众的变化，在奥运的报道上，还是用传统的报道手法来渲染夺冠的艰辛和冠军的悲情，仿佛为了获得奥运冠军背负了多少沉重的苦难。这类报道引发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价值观的冲突。当传统“集体利益至上”的奥运冠军审美遭遇崇高快乐精神和个人主义的现代人时，冲突在所难免。

　　这样的冲突也体现在中外媒体对奥运冠军报道的不同取向中。与中国奥运冠军“经风雨见彩虹”的悲情背影不一样的是，看许多国外媒体的冠军故事则是另外一种味道，往往是轻松、快乐和活泼的。没那么多英雄事迹，没那么多艰难困苦，也不是道德完人，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运动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比如2008年奥运会时媒体对“飞鱼”菲尔普斯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一个完整的人快乐的运动生活，曾有多动症的他曾酷爱电脑游戏，喜好嘻哈音乐，把游泳看作是最快乐的事，称“如果不做职业的游泳运动员，我可能去做别的，但我还是会热爱游泳”。而“飞人”博尔特的媒体剪影则是：睡觉，不吃早饭，看电视，午餐吃鸡块，小睡，晚餐吃更多的鸡块，然后休息。

　　即使报道身患癌症仍坚持参赛的游泳运动员埃里克－尚托，也没有渲染成一个身残志坚、与病魔作斗争、以生命诠释热爱的悲情励志故事，故事的基调仍然是快乐和热爱这表现在尚托那句话中：目前游泳使我忘记了癌症，对我来说游泳就像度假一样开心。

　　这样的报道差异背后是体制的差异。正是举国体制，更需要悲情的故事和牺牲的经历来反衬集体主义的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