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诈骗救妻”的悲剧如何才能避免

　　据报道，5年前北京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半年之后，廖某花光了所有积蓄。为让妻子活下去，廖某用私刻的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廖某称愿意卖房退赔。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能否以“缓刑”兼顾法律情理

　　廖某的悲剧虽令人同情，但违法性质毫无疑义。17.2万余元的涉案费用，在刑法上属“数额巨大”，将面临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廖某如实交代了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有着坦白情节。这就意味着，廖某有可能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同时，对廖某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取保候审，也传递给我们一个正面信息，检察机关认为廖某的“社会危险性”较小，采取了人性的、值得赞许的措施。同时，廖某是初犯并不是累犯，也不是恶性暴力犯罪，并且如果他被处以实刑，他患重病的妻子将无人照顾，孩子也将陷于失学、受饿状态。因而，如果廖某真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话，还有望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被判处三年以下（包括本数）有期徒刑且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正如检察官所建议的，希望在量刑时能考虑到他如实供述和当庭认罪态度。法不外乎情理，相信每一个知晓此事的人都充满感动与同情，希望法院能怀着悲悯情怀，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之承受最合情理的量刑。□特锐（法官）

　　要让“穷人”得到更多救济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钱能买命”的现象，那么在尿毒症病人身上绝对是得到了体现。这个病多由肾功能衰竭引起，大多无法治愈，但如果能定期进行透析治疗，并且不出什么意外情况，病人可以生存几十年。

　　但这个治疗的价格相当高昂。特别是我们国家大量使用血液透析方法，年花费多在8万元以上。如果没有医保，尿毒症对于普通家庭绝对是残酷的打击，完全依靠自费，能够负担的家庭估计寥寥无几。

　　对于这样的情况，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从社会公平上讲，医疗保障应该“嫌富爱贫”，富裕家庭支付能力强，保障可以相对弱一些，贫穷家庭支付能力差，保障相对应该强一些。可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似乎恰恰相反，越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越难以得到保障。比如廖某的妻子没有工作没有北京户口，就没办法缴纳医保。

　　除了医保制度的完善，对这些特殊大病，国家在救济上也应继续发力。香港对于自身无力支付透析费用的病人的做法是，每周提供两次做腹膜透析的机会。这样的办法应该值得我们学习。□郑山海（医生）

　　还有多少人被制度挡在门外

　　尿毒症已经被纳入医保，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还是北京的医保，都应该能给予救济，可是为什么廖某只能自费就医，最终走上违法的道路？

　　廖某是北京人，可是自己的爱人却不能随之入户。北京关于夫妻之间投靠入户的规定是，结婚满十年、申请人年满45周岁。因为不符合规定，廖某的妻子只能被挡在北京之外，而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

　　为什么不去河北老家参加“新农合”呢？据说他们曾经想申请，但“后来觉得太麻烦，就没再申请过”。即便能通过申请，可能还要河北当地医院开转院证明，当地医院治疗不了才能到北京治疗。而尿毒症的透析，并非很难的手术，更大的可能是只有在当地治疗才容易报销。但她这样的身体，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要照顾，又如何承受两地奔波的劳累？

　　两地都有制度，可是廖某一家硬是被挡在了门外。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希望这个悲情故事，可以让各项制度设计者有所触动，不能再眼看着户籍藩篱、医保转移壁垒，把人逼入绝境。□敬一山（媒体人）

　　我对此事的看法：廖某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法院量刑可从最轻一等；医院管理有疏漏，对欠费尤其是长达400余次没有及时察觉，也存过失，可以考虑减或免此前的费用。既维护法律，也分清责任，更体现人道。——不弃我者（市民）

　　他不帅她不美，却一见钟情；他没钱她失业，却相濡以沫；她患上严重尿毒症，他5年来倾家荡产为她透析治病，不离不弃；她没有北京户口办不了医保，他豁出去刻了假章，用假收费单让医院为她透析4年，骗取医疗费17万……后来他被抓受审，他说做这一切只为让她能不先死。——李大明白白（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