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钱学森之问”下的探索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至今，中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为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建设者。但放眼当下中华教育界，的确如钱老所发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结合“钱学森之问”，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与当前高校教育质量日趋下降的矛盾，还有当前存在的学术造假等教育界乱象，无法培养出创造性、发明型等杰出人才已成为一大社会难题，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今年四月份山大校长为给学术更大自由而退出学术委员会，以及在山东大学之前，包括吉林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在内的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已在社会引起了广泛讨论。

　　被誉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一语道破了我们现在教育面临的尴尬境地，行政干部掌握了学校的大部分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为获得学术资源只得去争着当行政干部，一所大学的教授都去争当处长、院长了哪还有德才兼备的大师支撑起学术这片圣地？一所大学硬件设施再好，没有学术领域的开拓者，自然就无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更别提培养更多的大师级学者。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的教育家朱清时，在09年接受凤凰网访谈说：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2010年6月张清杰任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要营造学校“学术至上”的浓厚氛围。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也说明了从国家到学者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思索。南科大这块试验田无疑承载着探索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担。

　　学术自由与学术至上是中国培养出大师的重要前提，而高校去行政化又是能否取得学术自由的保障。行政部门只有从命令教授转化为教授学者提供良好的服务，才能将人们从只服从“管理至上”“利益至上”转而成为“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才能刺激学术探索的积极性，促成追求学术领先与学术卓越的良好风气。教授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学术自由也就是为教授的学术开拓消除了来自行政等方面的限制，让专家学者们可以更专心于自己的研究。

　　高校如果完全去行政化了，那么谁来管理日常的繁杂事务？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教授。推动科学、合理的学校章程建设，实现学校自治与自主办学，才能从体制上解决没有行政领导、命令下高校的合理运行。

　　《纲要》中强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原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则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职业化校长与专业化行政管理者的出现，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是对教授治学的有力配合。高校是学术高地，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应是教授、学者的“保姆”和后勤保障，而非现在某些各高校中自以为是的主人。

　　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的破冰之举，或许在未来一二十年间，探索下的去行政化、教授治学、学术至上的高校就能够回答“钱学森之问”，到那时，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将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