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多请维权领袖参与政府决策

　　近日，四川什邡地区民众持续表达抗议，反对当地投资百亿的钼铜项目。市民6月30日开始陆续到市委门口表达反对意见，7月2日，什邡市政府表示立即停建该项目，何其迅速的反馈和决策。这听上去似曾相识，2011年8月，大连3万市民上街抗议PX化工项目建设，当天市长就在现场向示威人群喊话，并承诺搬迁工厂。

　　民众的抗议如果只是简单的邻避运动，那么，他们的目的达成了。但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来看，这些快速的决策实际上并不让人感到心安。2007年备受关注的厦门PX事件也是一场邻避运动，直到2009年广州番禺的反垃圾焚烧厂公民行动，可谓是此类环境抗争行动的高潮。厦门PX项目最终迁至漳州建设，而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经过反复论证，直到今年4月才公布选址番禺区大岗设备基地。

　　在这3年时间当中，番禺市民、曾经的维权领袖、投入关注此事的广州媒体人、学者，并没有满足于原址被否决的自利目标，而是长期保持与官方互动，参与了整个决策过程的论证、评议乃至行动：有青年学者甚至到台湾考察垃圾焚烧厂的建设状况。可以说，经过长时间公民社会的培育发展，广州公民已不再满足于“别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诉求。学者郭巍青曾发表题为“我们的垃圾在他们那里烧”的文章，提示关切被舆论忽视的李坑垃圾焚烧厂状况。部分居住在番禺的媒体人也开始反思自利与利他之间的内在矛盾，将思路调整到分析技术层面屏障的分工上，与维权居民共同推动政府采纳关于提倡垃圾分类的建设性意见，不再仅仅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3年，当初参与组织策划抗议行动的维权领袖不再是“敏感人物”，而是广州市政府的座上宾。原来淹没在众多ID当中的普通网民成为了民意代表、社会活动家，他们多次受邀参与市长、副市长的座谈会，就垃圾焚烧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论证、协商。

　　这批成熟起来的公民，从环境抗争运动中体验到了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就感，而对官方来说，则在这个开放议事渠道、增加民意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当中，减轻了决策压力，将民众的抗议处理从“政治化”转变为“例行化”处理，进而纳入制度化轨道。

　　在官民协同治理过程中，如果没有维权公民理性而富有建设性的抗争技巧，政府可能仍然停留在封闭式决策的路径依赖上；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广州市政府相对开放的社会治理姿态，再高明的行家里手，恐怕也难以参与到决策环节当中去。

　　这种官民协同治理模式，自然是双赢的，将为中国社会处理民众抗议找到一条协商式民主的路径。但是，长远来说，只有启动广泛的政治改革之门，将这一系列地区经验纳入体制的机理当中，成为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法治基础。这样，市长拍脑袋决策建与不建一个经过论证的项目，才会受到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制约，同时，民众原本激进的诉求也会日趋理性。(作者是广东知名媒体人)

　　相关评论：

　　希望什邡吃的这一堑是最后一堑

　　从四川什邡钼铜项目立项动工，到部分群众抗议，到警察“驱散”他们，直到市政府最后宣布停建项目，一切似乎重回原点。然而在兜这一大圈子的过程中，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新的损害，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一堑”不是第一次吃。我们非常希望这是各地政府吃的同一类“最后一堑”。[详细]（环球时报）

　　对“四川什邡群体事件”的五点思考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应该两手抓、两手硬，早已形成共同。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不仅是群众的呼声，而且是政府的要求。什邡市部分群众因为担心钼铜项目影响环境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值得我们深思。[详细]（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