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庆华：河南“死刑保证书”拷问程序正义

   新闻回顾：河南平顶山法院阻被害人家属上访 承诺会判死刑

　　因上访引发的违反法治之事，屡屡见诸报章。发展至今日，黑监狱屡禁不绝。而最新现象是，为了阻止被害人亲属上访，法院出具尽量判处犯罪嫌疑人死刑的“保证书”。可以想见，越演越烈的阻止群众上访，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越演越烈的群众上访。

　　近日《半月谈》披露了河南平顶山市所出现的“死刑保证书”一事。2001年，平顶山市叶县湾李村有村民被害并被抛尸河中。只是因为村民李怀亮在现场出现过，尽管证据不足，在破案的压力之下，他一如过往的情形，被拉到公检法走了一遭：逮捕、起诉、审判。

　　虽然该案疑窦重重，并且多次发回重审，前后历经七次审理，三次判决。这些做法已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之原则。从公开的报道来看，迄今为止连一份有效判决书都没有。然而，从被收监到今天，李怀亮已经被超期羁押，失去人身自由达十年之久。

　　在此期间，在被害人亲属上访的压力下，平顶山市中院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被称为“死刑保证书”的协议。该协议载明，“李怀亮一案由中院提审，尽量判死刑，如果省高院发回，杜玉花(被害人母亲)也不再上访”。中院提审之后，由于证据不足，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杜玉花继续上访。

　　尽管当地司法机关对于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直有定论，但出于责任追究、国家赔偿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考虑，直到今天，该案仍未被纠正，被告仍然身在囹圄之中。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在此案中显露无遗。追诉中心主义、罪疑从无难以落实；流水线作业“一旦启动、难以回转”；有错不纠是制度惯行，顾虑相关责任人的反应成为判案的中心问题等。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之下，一切已然被绑架，法院也未能幸免，以至于生命和自由都在维稳中被淹没。“死刑保证书”事件不过是信访制度绑架现有司法程序的冰山一角，但其已经折射出司法程序已经被扭曲到何等程度。信访制度作为法外的、个别的、情境式的救济已经瓦解了司法制度的规范性、程序性和普遍性，嫣然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总机制。行政的、准司法的和司法的纠纷解决之间的差异已然消弭，所有的机制的功能都集中到减少信访上，当然，最终目标是“维稳”。

　　信访“一票否决”绩效考核之下，各级机关为达目的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河南“死刑保证书”就是绝佳的例证，以至于司法的目标不在于实现社会正义，而在于消除群众上访。司法职能的这一转变反映的是维稳大局之下法院的被动调整。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模式之下，法院在具体的案件中也越发频繁地不问程序，只问实质正义；乃至于既不问程序正义，也不问实质正义，只问短期稳定。而这稳定的幻象在极端情况下则可能是通过欺瞒、威胁和暴力的方式而制造出来的，它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稳定。

　　考究于河南这一法律特殊之场域，其高院院长张立勇身体力行的不拘形式、贴近群众的司法模式，在个案中正在不断遭遇不同版本的悲欢离合。赵作海一案得以纠正，在当时让多少国人解气，并改观了国人对人民司法的认识。但是河南不断发生的此类恶性事件，为何得不到纠正？思之古今，“包青天”是一种遥远的理想，正因为如此，在面对此问题时，张立勇个人还能力挽狂澜，拯救犯罪嫌疑人，也拯救被害人家属受伤的心灵吗？

　　因之，这个河南的个案，严酷地拷问了大众化、因人而异的司法模式：若法官依法判案，只有被害人家属上访，现在，却致使双方当事人家属都上访。这不仅无助于保持稳定，还伤害了法律的权威、法官的威信，当国人都不相信法律的时候，法院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群众司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衡诸中外，司法的功能就在于将普遍的规则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同案同判。司法的权威只有在对事实的发现、程序的坚持和正义的守护当中才能逐渐建立起来。当法官们为了政治的、舆论的和当事人的压力而无视法律的时候，法律的帝国就开始坍塌，而社会也失去了公平正义的最后的裁断者。在任何社会中，越轨行为、违法犯罪、各类纠纷一定是存在的，对于它们的解决，我们惟有寄希望于对法治的尊重，法治的同义词不是“让所有人满意”。

　　法治的要义在于形成规则之治，法官的角色是适用和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死刑保证书”带来是对中国每一个办案法官的警示，法官去追求稳定，结果只能是进一步稀释本来已非常淡薄的司法公信力，不仅无助于解决纠纷，还会制造更多的纠纷，连法官都可能成为纠纷的当事人。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