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姜片：明代皇位更迭的4次大危机

　　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帝荒淫、手段狠辣、民生艰难而著称。在这里面，明代最高权力的继承也时常引发巨大的政治、社会危机，并引发了朱棣以武力解决掉朱元璋指定的继承人、明世宗与士人二十年的对抗、万历三十年不朝，最后是在内外的危机中不能有效处理内外部（清军和农民起义）而覆亡。

　　观察明代皇位继承的危机，重点在于早期由于国家初创，军人和军队在权力的对抗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到了帝国平稳的时期，明代也会引入儒家的礼制来规范权力的继承，但是却引发了更大的危机，如何对有关继承的文本进行解读就是士人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如果将最高权力更迭作为中心，不难发现这一套的礼制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它规定着权力继承的方式，也束缚了可能的继承人变动，反而把明帝国推向了危险的处境。

　　朱棣：武力干掉朱元璋指定继承人

　　朱元璋长子即懿文太子朱标在洪武25年去世，在其死后，朱元璋一直对朱标次子朱允炆爱护有加（朱标长子8岁时死去），故未再立太子，而是让朱允炆继承了皇位，称建文皇帝，其他25个儿子则封为藩王。

　　建文帝继位后，接受齐泰、黄子澄的意见，着力削藩，尤其是军权。齐泰主张先削掉燕王（即后来起兵成功的明成祖），因其势力最大。其实他已经意识到朱棣兵力渐强，且有帝王脂质，也有帝王的雄霸之才。而黄子澄则主张先收拾有不法行为的藩王，这样方名正言顺。其实建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削掉了一些实力小且有不法行为的藩王。但是远在北平的朱棣却借此时机，扩充兵马，并招降了一批蒙古骑兵。

　　1399年，朱棣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并公布“靖难檄”，称“皇考太祖高皇帝未省何疾，不令诸子知之，至於升遐，又不令诸子奔丧……欲屠灭亲王，以危社稷，诸王实无罪，横遭其难，未及期年，芟夷五王……不得不起兵御难，誓执奸雄，以报我皇考之仇”。朱棣起兵的理由是朱元璋的丧事没有严格按照礼仪进行，建文帝屠戮兄弟宗亲，所以要报仇。

　　3年后，朱棣起兵成功，杀入南京，用武力终结了朱元璋指定的继承人。这是明代皇位继承的第一次大危机，也是最残酷的一次。

　　显然，引发这场危机的是最高权力的传承出了一点纰漏：朱元璋在位时间较长，且几乎削掉了所有能征善战的将领，年轻的建文帝自然无法与朱棣这样已经长期经营自己实力的藩王相比，加之又无得力的人才可用，最后最高权力落入了朱棣之手。

　　世宗朱厚熜：大礼议引发政局20年震荡

　　1521年，武宗朱厚燳（正德皇帝）在荒淫无度的生活中死去，时年31岁。虽然他酷爱女色，但是也未能播下种子，给自己带来子嗣。同时，武宗正值壮年（31岁）因纵欲过度而暴亡，这让人多少有些始料未及，自然也就不可能在死前立下继子了。这导致明代皇位悬置在那里40天之久。

　　大学士杨廷和等根据《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一则，选定了兴献王独子朱厚燳继位，即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是武宗的从弟。为了解释嘉靖皇帝继位的合法性，杨廷和等人建议他入嗣孝宗（明代的皇帝世系表为：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燳），而改成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这样嘉靖皇帝就可以作为武宗的弟弟而继位。

　　本来皇帝继承大位后，皇位继承的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嘉靖皇帝得到皇位后，对这一皇位继承解释大为不满，认为父母“不可更易”，即不承认自己是过继给孝宗后才得到皇位的，要求廷臣重新解释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大学士杨廷和等六十多人又重新上书，坚持前议，并要求嘉靖皇帝效法大禹、汉光武帝不立自己的父亲为“皇考”。顿时朝廷上皇帝与士大夫关系极度紧张，1521年7月，礼部进士张璁双方的对峙中，领会了嘉靖皇帝的心意，提出继位可以不继嗣，嘉靖皇帝依然可以与兴献王保持父子称谓。嘉靖皇帝大喜，立刻尊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

　　嘉靖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3年后，他再度挑起大礼议，声称此事关乎“天理纲常”。意见依然分为两派，以张璁为首的一帮学子，依仗权势，赞成嘉靖皇帝的提议：改兴献皇帝为“恭穆献皇帝”，孝宗反而成了“皇伯”，相当于否定了孝宗、武宗执政34年的合法性。

　　杨廷和之子知悉后，称“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发动三百多名僚臣赴“左顺门”跪伏请愿，要求皇帝改变想法。嘉靖命人前往劝退不听，于是大怒，叫人恰恰记录下请愿官员的姓名。此事后，一百三十多人入狱，八十多人待罪，为首八人被夺官充军戍边。一百八十多人遭受杖刑，十七人身亡。与此同时，力挺嘉靖皇帝的臣子都得到了封赏和提拔。

　　事情并未因此而结束，4年后，嘉靖再提大礼议，命人编修《大礼集议》，将其上升为法典，为前期论证其前期行为的合法性。书成之后，嘉靖下诏，将杨廷和等人下狱，本想将他斩首示众，但后又宽宥了他。嘉靖惩罚杨廷和等人的目的，显然在警戒其他廷臣和后人。

　　17年后，嘉靖还提大礼议，扬州府同知上书，建议“恭穆献皇帝入享太庙”，嘉靖大喜，命礼部讨论，夏言和严嵩上书反对，连先前一直支持他的张璁都加以反对，嘉靖大怒，扬言要再度“血洗”廷臣。老奸巨猾的严嵩立马改口，赞成“恭穆献皇帝入太庙”，与太祖、太宗同位祭祀，改名睿宗。通过这样的操作，嘉靖无非是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源于其父亲，而不是自己过继后的身份。

　　至此，长达20年的大礼议论争才告一段段落。本来，嘉靖是一个聪明而作为的皇帝，却因为和廷臣之间，因大礼议爆发了20年之久的争执，大礼议无非是儒家学说的一部分，当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支配权力的继承和更迭时，无可避免的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可见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让明代权力继承面对着多么深重的危机。

　　万历皇帝：废长不成荒废朝政三十年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讲述了明代一个普通的皇帝，之所以说万历普通，在于明代皇帝贪财好色、荒淫无度、炼丹嗑药的比比皆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就是一例，他的妃子为了讨好她，所使用的方式居然是进献美女。他继位才29天，就因为服用“红丸”来刺激性欲而暴毙。

　　也就是这样一个在位不到一月的皇帝，曾经却引发了万历与廷臣之间长达数年的斗争，并致使万历30年不朝，明代最高权力继承的危机是何等的悲壮。

　　事情起因于1590年，万历的长子朱常洛已经7岁半，按照当时的算法是9岁，应该出阁，接受廷臣的教育，为以后执政打下基础，锻炼与他们的沟通能力，同时也方面廷臣教育皇帝如何来恪守君臣之道。但是，朱常洛出阁接受教育的前提是立为太子，此时在京的所有官员向文渊阁四大学士施压，让他们促成万历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于是四位大学士以集体辞职的名义施加压力，万历担心不答应的话，以后就无人敢接手大学士的职务了，故而立下规矩：一年后立太子，前提是这一年终群臣不得再提此事。

　　其实在万历的内心中，他本想册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只因其不是长子。万历深爱郑贵妃的原因，其实不只是因为贪图其姿色，因为一个女人几十年不衰老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是因万历童年的经历，他有一个严厉的母亲，对他时刻管束着，同时还有一个强势的大学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和借助满朝的党羽来压制着他，这些让他都无力反抗，也是他三十年不上朝的重要原因之一。万历迷恋郑贵妃，实则是为自己已然深受伤害的心灵找到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这一次廷臣又要悖逆万历之意，但是他受到的张居正的教育让他无法摆脱和驳斥群臣的意见。所以找了个理由拖延。

　　一年之期快到了，工部的官员因册立大典需要花销，就编制了预算，呈请皇帝阅览，万历看后，写下的朱批让群臣惊愕，他写到由于廷臣违背了当初的约定，决定把册立太子一事再延后。群臣们深感不安，觉得是万历缺乏诚意，廷臣联署上书，要求万历兑现承诺。万历看后极为震怒，大学士申时行明了皇帝的心意，写了揭帖给万历，声称自己支持皇帝，列上名字只因为受到群臣的胁迫。未想这个揭帖被大学士许国截获，并让在京的群臣传阅。大臣群起弹劾大学士申时行，骂他是一个两面派，既出卖朋友又迷惑君主。

　　皇帝与群臣几个来回的博弈之后，也不得不让申时行辞职，向群臣们妥协。

　　最后，虽然万历册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是自己也30年不上朝，为明代的灭亡奠定了基础。而最为嘲讽的是，群臣着力培养的朱常洛却“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最后纵欲而亡。

　　显然，在明代帝制之下，帝位的继承，最高权力的传递，关乎着一个国家兴亡。在万历一朝，却因为群臣抱持着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抱守着一套僵化的意识形态（礼制）而带了整个帝国的危机。而另一方面，这场危机的后续反应在50年后还将继续上演。

　　南明诸皇帝自立：权力一元化彻底失败

　　1644年，明代政权的危机因农民起义、满洲崛起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年的春天，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四月，李自成与满洲清军对决于山海关失利败走西安。

　　在李自成攻克北京之时，崇祯皇帝即上吊而亡。虽然北京政权已失去，但是明朝册封在各地的藩王并没有立即败亡，而是在各自的地方上自立为皇帝，尤其是南方诸地的藩王，当然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要恢复明朝疆土的想法，只是天下已乱，要树一个旗帜，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导致了南方各藩王内部的争斗，加速了自身的灭亡。下面仅举几例以说明之。

　　由于南京在明成祖朱棣干掉自己的侄子建帝后，迁都北京后，依然在南京保留了一个六部。崇祯死后，南京六部自然成了权力中心，但是谁来继承皇位成为皇帝，又引发了内部长久的斗争。在南京附近，有福王、桂王、惠王，按照礼制因拥戴福王，在南京的官员也达成了拥戴福王的共识，但是握有实权的儒生史可法，受东林党人的影响，担心福王继位后，会对他们进行清洗。因为福王的祖母就是万历宠信的郑贵妃，当然反对册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的，主要就是东林党人，故而他们主张立桂王。

　　此时，福王绕开南京的争议，直接去争取了握有兵权的马士英的支持，马率领所属全部将领拥立福王，让南京的官员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福王继位，建立弘光政权，即刻就招马士英入南京加以重用，而史可法等人则遭到嫌弃，不得不出镇扬州。在面对来自清军的军事威胁面前，弘光一朝始终打击不拥立福王的臣子，内部分裂严重，不久就招致覆亡的命运。

　　继弘光政权之后，江南又出现了几个新的政权，唐王见桂王投降后，离开杭州前往福州，得到群臣拥戴而自称为监国（临时管理国政之义），建立了隆武政权。同时，鲁王也在浙东监国。这在南方就同时产生了两个监国，谁的政令具有效力就成为了问题，因隆武政权势大，而鲁王只占有地方一隅之地，唐王就派使希望鲁王取消监国，但被鲁王拒绝，之后隆武帝派人带10万两白银到浙东犒赏军队，也被鲁王部将杀害，洪武帝也杀害了鲁王派来的使臣，

　　双方内斗剧烈，自然也免不了被清军消灭的命运。崇祯自缢后，南方士人、军人和藩王显然已经无法维持原来权力一元化的局面了，各自为政、各自自立成了普遍的趋势，自然也会相互制肘，削弱自身内部的力量，最终走向崩溃和灭亡。明代最高权力更迭的危机以自己的覆亡而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