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14岁参加工作，政府也用“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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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长治日报刊登的 《中共长治市委组织部公示》，该市拟任命的副处以上干部中，有2人系14岁参加工作，1人16岁参加工作，5人17岁参加工作。如王瑞，男，1982年10月生，长子县人，1996年8月（编者注：14岁）参加工作，2003年4月入党，大学学历，现任市政协办公厅综合科长，拟任市直单位副处级领导干部。 （《长治日报》4月5日报道）

　　这是一则再正常不过的干部任职公示，但是，当与“2人系14岁参加工作，1人16岁参加工作，5人17岁参加工作”之类的细节挂钩时，民众的不信任情绪显然可见。就目前来说，有关方面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何以消除民众的怀疑情绪显然是道社会题，否则，整个社会将陷入“干部提拔越年轻，民众怀疑越严重”的怪圈之中。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此前，“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也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议，诸如对家庭背景以及暗箱操作的怀疑等。而现在对“14岁参加工作”的猜测和怀疑同样延续了这样的思维逻辑。这是由于民众不成熟还是我们的“干部”本应承受这样的质疑？如果本应承受猜测，隐藏其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客观地说，民众对“14岁参加工作”干部的怀疑是基于常识进行推断的，道理很简单，14岁左右的个体处于未成年，还在学习阶段，与工作还有一段距离，难道我们的政府部门也要用“童工”吗？并且，在当下舆论环境中，根据官场的按资排辈逻辑，民众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官二代”或者说“黑箱操作”呢？这些下意识的猜测并非全是恶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好奇，是想打破官员身上的神秘感所致。

　　就笔者的观点，惟有针对民众的猜测给出符合公众期待的回答才能达到消除怀疑情绪的目的，而不是遮蔽和漠视公众的质疑，否则，“14岁参加工作”的干部，就可能成为反常现象，受到质疑，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

　　事实上，年轻官员在国外并不少见，有些甚至比我们眼中的所谓的年轻官员更年轻。据报道，在美国，18岁的高中生塞申斯，当选美国希尔斯代尔市市长，成为当时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在英国，刚满15岁的派塞卜瑞志成为英国伦敦郊区路易斯汉姆镇的少年镇长；在格鲁吉亚，35岁的萨卡什维利成为总统。对他们，没有人提出质疑，有的只是舆论的欢呼。对比之下，“14岁参加工作”干部引起舆论注意，一方面，与我国的官本位社会倾向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我国官员选拔缺少一种透明的、科学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关。

　　另外，国外官员的透明性也是减少质疑的重要因素。就笔者的看法，“14岁参加工作”干部只有透明起来才是消除猜疑的根本。道理很简单，政府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更何况，在民主政治下，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玻璃箱内外的关系，政府行为和官员行为都应该透明的，凡是关乎公共利益的官员信息，无隐私权可言。这是基于公共利益原则的必然。如果“14岁参加工作”干部能再透明些，在笔者看来，消除质疑也就不远了。